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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的影响，笃信天赋人权说，主张扩大州权，担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会使农民受到工商业阶层的侵害，这时更认为汉密尔顿此举是企图帮助商人、银行家、证券持有者、股票经济人和投机家获取暴利，从而造就贵族阶层——君主制的基础。基于这种想法，杰斐逊便以建立合众国银行超越宪法权限为由反对汉密尔顿的提议。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对宪法进行“宽泛的解释”。汉密尔顿的提案得到华盛顿的认可和国会的批准，但争论中持不同意见的双方渐渐形成了两大政治派系。
法国革命和英法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政治派系的分歧。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憎恶法国革命，认为它充满了无政府主义和杀戮，破坏了法律和秩序；在英法战争中，他支持英国。汉密尔顿尤为崇尚英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把对英贸易视为“下金蛋的鹅”。他说，既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已死，1778年美法同盟就失效了，美国应该在这场欧洲的冲突中严守中立。杰斐逊和广大民众为革命欢呼，把法国革命视作人类有史以来最神圣的事业。他满怀激情地说：“全世界的自由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我宁愿看到半个世界遭到破坏，也不愿意看到它失败。”尽管他也赞成美国保持中立，但主张维护美法同盟，尽可能地帮助法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巨大分歧使得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的政党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了。1791年，汉密尔顿建立了联邦党。同年，国会中出现了“共和党利益集团”，杰斐逊和麦迪逊是该集团的领袖。翌年，民主共和党成立。联邦党人是国家主义者，思想较保守，主要支持者分布在沿海各州，特别是北方地区，领导层多为富有的商人、律师、大地主和银行家等人士。民主共和党人则是州权主张者，他们要求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信奉重农主义，视农业社会为理想社会。
此间，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政治分歧愈演愈烈，对立情绪日增。正如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所言，两人就像“斗鸡场上的两只公鸡”，假如杰斐逊说：“这是黑的，先生！”汉密尔顿就会肯定地说：“这是白的！”无休无止的争辩使得杰斐逊的厌倦情绪日增。1793年12月，他辞去国务卿职务，回到弗吉尼亚他自己设计建造的私邸——蒙蒂塞洛。
汉密尔顿继续留在内阁，实际控制着联邦政府机构的运作，推行他那一套理念和财政政策。然而，1794年《杰伊条约》签定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使他不得不也递交了辞呈。事情源于英法战争中英方对美国商船的截夺。美国政府为此派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同英国谈判，签定了《杰伊条约》，对英国作出重大让步。条约一经宣布，民主共和党人和下层民众纷纷起而攻击之，认为杰伊出卖了美国的利益，是向自由的敌人——英国可耻地投降。汉密尔顿公开为该条约辩护，引起公愤，于是在杰斐逊离开之后的第二年，他也离开了华盛顿政府。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虽相继退出联邦政府，但争论并未因此而平息，两党更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在《杰伊条约》的争论中，两党分别举行了本党核心会议。这种政党活动方式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两大政党已日益走向成熟，政党制开始具体化。并且，这场争论延续到1796年竞选运动，成为大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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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华盛顿去意已决，不再继续连任。谁将是未来总统职务的继承者——这成了美国民众心中巨大的悬念。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共和党人都已有问鼎之意，但在华盛顿没有公开表明态度之前，都只是在私下里忙碌，未公开采取行动。是年9月，华盛顿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辞》。演说中，他回顾了8年的总统生涯，宣布告别政坛。《告别辞》用了很大的篇幅谈及国内形势和政党兴起所带来的问题，告诫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党派斗争和同外国结盟的危害性。然而，让华盛顿意想不到的是，正是他的这篇演说成了两大党派角逐白宫的信号。两党就此公开自己的候选人，1796年的竞选由幕后转到了台前。
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是联邦党人顺理成章的选择。亚当斯生于马萨诸塞，求学于哈佛，任过教也做过律师。他很早就投身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在独立战争中与华盛顿、杰斐逊并肩作战，风雨同舟，建立了累累功勋，被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在那个英雄辈出的革命年代，亚当斯的锋芒往往被别人盖过。然而他自有过人之处，他知识渊博，擅长法律和外交事务。他既善于国事活动，勉力工作，又置身于风波四起的党派纷争之外。长期以来，亚当斯一直立场鲜明地站在华盛顿一边，尤其在《杰伊条约》给华盛顿带来极大困扰的时候，因此深得华盛顿的信赖。亚当斯任副总统达8年之久，又得到即将离任的华盛顿推荐。但当联邦党提名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时，亚当斯却认为积极争取职位是不合适的，他对竞选保持低调。
民主共和党人则瞒着杰斐逊将他作为候选人。1793年离开内阁时，杰斐逊就“下决心永远不再回来”。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庄园和家庭事务，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连报纸也不看。但政治注定是杰斐逊一生爱恨交加的事业，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躲避不了它。他的朋友麦迪逊定期写信告诉他局势，其他民主共和党领袖也常常写信或寄政治小册子给他，甚至到蒙蒂塞洛去拜访他……努力没有白费，杰斐逊的内心进行着激烈斗争——隐居愿望和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之间的斗争。尽管他依旧沉默如故，但他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提名他为民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深谙他秉性的朋友们看来，这实际上等于接受了提名。
同两位当事人淡漠的态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们的政党和追随者。在这场总统竞选中进行真正角逐的不是候选人，而是他们各自的政党和党徒。他们急切地投入到竞选中去。报纸上尽是竞选活动的文章、政治声明以及竞选运动的报道。双方还动用了传单、小册子和党报，极尽辩论、诽谤和攻讦之能事。
民主共和党人吹捧杰斐逊是“民众权利坚贞不渝的良友”，“一贯主张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同时指责亚当斯是“世袭权力的吹鼓手”，“拥护等级、称号和世袭封位”。他们的传单频频地告诉选民，杰斐逊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亚当斯是公开表白的君主主义者，此次大选是要决定“由共和主义的杰斐逊还是保皇主义的亚当斯来出任美国总统”。民主共和党人甚至还提醒选民说，亚当斯有儿子，他们很有可能仿效欧洲君主的传统做法，子承父业；而杰斐逊和华盛顿一样没有子嗣，因而无此危险。他们强调是杰斐逊执笔起草了《独立宣言》，而亚当斯是“最赞赏英国宪法的人”。他们还宣称杰斐逊具备“当总统的一切必要条件——品德一贯良好，坚韧不拔，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对自由的热爱……而且具有渊博的政治知识”。此外，杰斐逊的支持者还针对某些指控为他进行了辩护，如任弗吉尼亚州长管理不善，反对宪法等。
联邦党人则针锋相对，不遗余力地对杰斐逊进行攻击。早在大选开始后不久，就有一名众议员向选民散发了一封公开信，称杰斐逊“学问不少，然而主要是在科学方面，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没多大用处，因为政治家要做的是判断行为而不是著书”。此议员表示他很愿意承认杰斐逊“很有文学天才”，甚至赞赏他在撰写外交文件方面有纯熟的技巧。“但是从他的公职表现来看，我认为他是个软弱、动摇、优柔寡断的人，应该采取行动时却思虑重重，而确想去干时，又常常不沉着，没有判断力或坚持不下去……总是在执行一套空想的理论，往往又是自相矛盾：像大多数文人一样，很爱听恭维话。”他还认为杰斐逊“适于当学院的教授、科学研究会的主席，甚至可以当国务卿，但绝不能当一个伟大国家的第一把手”。
……
就这样，两党都夸大其辞地丑化对方候选人：亚当斯成了渴望在美国实行君主政体和不相信人民的暴君，他不仅是“信誓旦旦的君主的朋友”，还阴谋使儿子们“成为这个国家的诸侯和贵族”。杰斐逊被冠以如下头衔：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煽动者、懦夫、江湖骗子和法国狂。他的追随者也不能幸免，被描绘成“穿着破衣烂衫，睡在污秽和虱虫堆中的凶手”。
10月底，民主共和党陷于窘境。事情因法国驻美公使皮埃尔•；阿德而起。在宾夕法尼亚投票前一周，阿德向美国政府递交照会，公开斥责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两周后，他甚至宣布中断自己驻美公使的职务“以示不满”。阿德本想制造一种同法国对抗的气氛来影响大选，而使一向同情法国的杰斐逊处于有利地位，以为这样一来杰斐逊就会被认为是和平解决的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从而提升其在选民中的地位。但事与愿违，阿德帮了个倒忙。联邦党人义愤填膺地称阿德的行径是“对一个独立国家尊严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侵害”，并指出这证明了杰斐逊是外国势力的工具。民主共和党人则连忙表示对阿德的做法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不得不进行自我辩护。但是，阿德事件产生的不良后果已无法消除了，特别是在人们还对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要大家警惕“外国势力阴谋奸诈的诡计”的告诫记忆犹新时。
如同1788年和1792年，1796年总统大选也是先在各州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选举正副总统。但由于宪法没有规定总统选举人如何推选，因而各州自行决定投票方式。当时的16个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