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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华尔街大佬、企业界人士和分裂的共和党人的帮助下，威尔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竞选的胜利。选举结果是：威尔逊获6；296；547张选民票（约占总票数的42％）和435张选举人票；罗斯福获4；118；571张选民票（约占总票数的27％）和88张选举人票；塔夫脱获3；486；720张选民票（约占总数的23％）和8张选举人票；社会党、禁酒党和社会主义工党都只获得少量选民票，选举人票则一张未得。从选民票的分布状况来看，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的总票数超过了威尔逊。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党不发生分裂的话，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未必能问鼎白宫。
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天使”“魔鬼”争执牛耳（1）
从19世纪末开始的“进步运动”在美国历史上是一场由乡村到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跨世纪的伟大社会改革工程。严格地说，有幸领导这场运动的美国总统有四位，他们是威廉•；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如果把进步运动比作一场接力比赛的话，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无疑是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他所处的时代，正值进步运动的第二个高潮，也是对进步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巩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统治阶层也逐渐认识到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正像威尔逊的密友、得克萨斯州的“政治老板”、大资本家爱德华•；豪斯说的那样，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免于社会革命的威胁，必须向农民和劳工运动做出让步。
白宫的新主人威尔逊是一位对“强势总统”推崇备至的政治家。走马上任头一个月，他就打破惯例亲临国会宣读自己的执政计划。由于威尔逊的这种主动精神和天赋口才，再加上民主党在国会成为多数党的有利地位，“新自由”很快就从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的政治纲领变成了立法行动，成为威尔逊在第一届任期内的突出政绩。“新自由”政策有三大立法行动作为其支柱：其一是关税法案；其二是银行改革；其三是反托拉斯政策。
对于关税问题，威尔逊始终认为自南方重建后的保护性关税体系是助长托拉斯恶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所谓的“托拉斯之母”。威尔逊认识到这一方面不利于小企业的生存，同时也人为地减少了同国外企业的竞争，继而损害了工业的发展动力。从对外贸易来讲，保护政策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性的高关税壁垒，这无疑对于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美国企业十分不利。在威尔逊和他动员的国会两院民主党的努力下，1913年10月3日，一个降税面达900多种商品，平均降税幅度达11％的《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终获签署。此举不仅使威尔逊深得进步势力的信任，而且从中受益匪浅的中西部农场主们均表示赞许，就连大企业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新税法为美国的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向国外市场的窗子”。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威尔逊又集中对联邦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攻坚。12月，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又名《格拉斯—欧文法》），从此美国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金融管理体制，尽管并不十分健全，但对于应付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协调经济发展和美国经济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是威尔逊在内政改革方面最为辉煌的成就。
对于最为棘手的“托拉斯”问题，威尔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直到1914年10月才和国会达成一致，签署了《克莱顿法》。此法确认了商业行为上的“合理原则”，并对“不公正”的商业行为列出清单，同时还相应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反托拉斯的具体执行部门。该法案还将劳工运动排除在“限制自由贸易”的行为之外，从而获得劳工组织的支持。
从上任到1915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威尔逊主要是实践其“新自由”的政治纲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仅维护了自己的“进步主义者”形象，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1916年大选做了准备。
与在野候选人相比，在任总统的职权是一个很重要的助选工具。每当大选来临，在职总统总能利用手中的人事任命、行政命令和立法倡议等权力提出一些举措，向选民做出一些姿态，拉拢选民，得到他们在舆论上的支持，以期获得党内的再次提名和竞选的胜利。1915年下半年，威尔逊开始由“新自由”转向“新国家主义”，这一政策转移在1916年达到了顶点。如果说这种转向在1915年是历史进程所驱动的话，那么1916年的一些措施则多少带有备选色彩。这些备选姿态主要有：任命了他的密友、进步主义人士路易斯•；布兰代斯为最高法院法官，使之平衡以首席法官塔夫脱为首的保守势力，借助立法手段推进社会改革；通过了一系列的社会立法，如处理工伤事故的《联邦雇员赔偿法》、对铁路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亚当森法》和禁止使用14岁以下童工的《基廷—欧文法》等。为取悦中西部农场主，威尔逊还批准了《联邦农场贷款条例》，使得农场主们更容易获得农业贷款。
如果说1912年大选的竞选主题是关乎社会公正的“进步运动”的命运的话，那么到了1916年，面对战作一团的欧洲，面对屡屡挑衅的德国，同时面对战时难得的商机，美国将何去何从，是战还是和？广大选民拭目以待。
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美国远离战争尘嚣，因而威尔逊选择了“中立政策”，充分利用这场消耗战带来的战时需求以及英法等国撤出后出现的世界市场的真空，同交战双方和其他国家做生意。威尔逊的这一政策选择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传统上，为保守势力固守的“孤立主义”是使美国置身欧战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现实的角度讲，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一边是对英国怀有深厚感情的“老移民”及其后代和东南欧的新移民，一边是对英国怀有敌意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对此，除了“中立”，威尔逊政府很难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外交政策。即使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对美国这个列强中的“新贵”来说，在还没有获得绝对的实力之前，它不希望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胜利并取得全部的“战利品”，从而有实力和自己抗衡。所以在战争还未现出失衡的端倪之前，美国是不会插手介入的。它还需观望，伺机而动。
美国这个时期实行的“准孤立政策”给其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正是凭借这一政策，美国很快就摆脱了战争初期的衰退，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从经济繁荣中大受其益的不仅是大企业家，还有中间阶层，甚至包括广大的劳工阶层，当然还有在职总统威尔逊。其实，正是生产利润的增加和经济的光明前景，才使得威尔逊倡导的一系列社会和劳工立法获得顺利通过。此时，威尔逊的个人声望也因其“进步”立法和中立倾向而达到了顶峰。就这一点来看，1916年注定是属于威尔逊的，属于民主党的。
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天使”“魔鬼”争执牛耳（2）
1916年的共和党，虽然没有了像1912年分裂那样严重的问题，但在野党的不利地位使他们在竞选政纲的选择上与执政的民主党相比显得处处被动，而竞选纲领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决定着选举的最终结果。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西奥多•；罗斯福非常想获得提名，但1912年的分裂行为使他失去了党内大多数人包括进步分子的信任。进步党虽然想再一次提名他作候选人，但这位素以政治热情高涨、精力充沛著称的“第一骑兵团的指挥官”对两党制开始深信不疑，认定第三党不会有什么作为。罗斯福拒绝了这份荣誉，并且意味深长地说：“美国人民信奉两党制，而在我们的政治中是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的。”6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在党内提名的投票中，来自纽约州的州长、曾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查尔斯•；伊万思•；休斯在第3轮投票时获得了提名，与他搭档的是罗斯福的老副总统查尔斯•；W•；费尔班科斯。休斯是一位温和的进步派人士。从这次的提名结果来看，共和党显然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提出了一位既能为大企业家接受，又能顺应改革时代潮流的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上，休斯也抓住了对外政策这个焦点问题，但他抓住了要领却未能提出切近选民心理、立场鲜明的口号。他针对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和竞选口号提出了“美国利益第一”的主张，时而指责威尔逊的政策“过于因循守旧”，时而又谴责英国和德国“对美国商业和邮政的不正当干涉”。休斯支持一种“真正的中立政策”，但是当人们问其“美国利益”该如何维护时，他又无法给出一个明确而有力的答案。休斯的纲领之所以含糊不清，是由他在党内的处境决定的：如果他采取罗斯福的主张，认为“中立政策”在捍卫美国人的权利方面不够主动，那他就会得罪大部分倾向于“和平”的选民；如果向威尔逊靠近，他疏远的是诸如罗斯福、洛奇这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