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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联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后一群人有时既反对犹太人，也反对西方，他们想要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调整到东方和南方，或者控制穆斯林的南方（如日里诺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或者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合作反对西方。民族主义者还赞同更广泛地支持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战争。世界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在机构上反映在外交部与军方的观点分歧上，也反映在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从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的变化上。
俄国公众也像精英一样产生了分歧。1992年对2，069名欧洲俄国人所作的抽样调查发现，4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西方开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决定”。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改革的政党赢得了34．2％的选票，反对改革的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赢得43．3％的选票，而中间派的政党赢得13．7％的选票。同样，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国公众再一次发生分裂，约有 43％的人拥护西方看中的候选人叶利钦和赞同改革的其他候选人，而 52％的人投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一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
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过精心筹划的一系列改革中，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又译凯末尔）试图使他的人民摆脱奥斯曼和穆斯林的过去，基马尔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六个标志”是：民粹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基马尔抛弃了多民族帝国的思想，目的是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族和希腊族遭到了驱逐和屠杀。然后，他废黜了苏丹，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权威的共和体制。他还废除了哈里发的职位（哈里发是宗教权威的主要来源），撤消了传统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废除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及学院，建立了统一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中止了采用伊斯兰法律的宗教法院，代之以建立在瑞土民法基础上的新的法律制度。他还用格里高利历法（公历）代替了传统的历法，并正式废止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他仿效彼得大帝禁止人们戴土耳其帽，因为它是宗教的传统象征，并鼓励人们戴有边的帽子（土耳其帽子没有边——译者注）。他还明文规定，土耳其文要用罗马字母而不是阿拉伯字母书写。后一项改革至关重要，“它使在罗马书写方式下受教育的新一
代人实际上不可能使用大量的传统文献；它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它大大缓解了越来越突出的扫盲问题”。30年代，基马尔在重新确立了土耳其人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认同之后，积极促进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西方化与现代化携手并进，并预定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
在西方1939－1945年的内战中，土耳其仍然保持中立。然而战后，迅速地认同了西方。为了明确表示追随西方模式，它从一党制转变为具有竞争性的多党制。它通过游说最终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由此进一步证明它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成员。它接受了西方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它的军队由西方来训练和装备，并被纳入了北约的指挥系统，它还在本土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土耳其开始被西方看作是遏制、阻止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东方堡垒。土耳其与西方的这种联系与它对西方的认同，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谴责，并被伊斯兰国家攻击为亵读神明。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精英仍然大都支持土耳其成为西方和欧洲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继续保持北约成员国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与西方的一种密切的组织联系，对于平衡希腊的力量也是必要的。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结盟，体现在其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上，它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两者结盟的基本理由，并导致这种联系的减弱和被重新界定。对西方来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北方主要威胁的有用的堡垒，而是一个对付南方次一级威胁的可能的伙伴，就像在海湾战争中一样。在那场战争中，土耳其通过关闭伊拉克石油到达地中海必经的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以及允许攻击伊拉克的美国飞机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为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提供了关键的帮助。然而，由奥扎尔总统作出的这些决定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土耳其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辞职，以及抗议奥扎尔与美国的密切合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随后，德米雷尔总统和奇莱尔总理敦促尽快结束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这种制裁同时给土耳其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土耳其与西方合作对付来自南方的伊斯兰威胁的意愿，与其与西方一起抵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相比，不那么肯定。在海湾危机中，土耳其的一个传统盟友德国，反对将伊拉克对土耳其的导弹攻击视为对北约的攻击，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时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冷战中与苏联对抗没有引起土耳其的文明认同问题，而冷战后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引出了这个问题。
80年代开始，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也是唯一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资格。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请，1989年12月土耳其被告知，它的申请在1993年以前不会被考虑。1994年欧洲联盟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申请。人们广泛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欧盟可能会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然后可能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尤其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欧洲联盟最有影响的成员国德国再一次不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反而把促成中欧国家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作为优先考虑。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联盟确实与土耳其一起协商了建立关税同盟的事宜，然而，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看来仍遥遥无期，其可能性还值得怀疑。
土耳其为什么被忽略？而且为什么它似乎总是排在最后？在公开场合，欧洲官员提出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尊重人权。私下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腊人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千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正如奥扎尔总统在1992年所说的，“土耳其的人权纪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洲联盟的虚构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但他补充说，“他们并不这么说”。欧洲官员也赞同欧洲联盟是一个“基督徒的俱乐部”，“土耳其太贫穷，人口太多，太穆斯林化，太强硬，文化上太不相同，一切都太格格不入”。一个观察家评论道，欧洲人的一个“隐秘的梦原”是对“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入侵西欧和土耳其人直叩维也纳城门”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这种态度导致了“土耳其人的一个共识”，即：“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在抛弃麦加又被布鲁塞尔抛弃后，土耳其抓住了苏联解体的机会，转向塔什干。奥扎尔总统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作了极大的努力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外部土耳其人”的联系，并特别注意与阿塞拜疆及四个讲突厥语的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1991年和1992年，土耳其开展了一系列的广泛活动旨在加强它与这些新共和国的关系及维持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其中包括1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7，900万美元的直接紧急援助、卫星电视（以取代俄语频道）、电话通讯、航空服务，以及为数千名来土耳其学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土耳其为中亚和阿塞拜疆的银行家、商人。外交官及几百名军官提供训练。土耳其的教师被派往那些新共和国教授土耳其语，并开办了大约2，000家合资企业。文化的共性促进了这些经济关系。正如一位土耳其商人所评论的：“在阿塞拜疆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