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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 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似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冷战时期，一个国家可以不结盟，许多国家是这样；也可以改变结盟，从一方倒向另一方，有些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对均势的估计及意识形态的优先考虑来作出选择。然而，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中心问题。90年代中期，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题的国家还有：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当然，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国家中尤其突出。
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冷战时期，在欧洲，文化上属于西方一部分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曾不得不离开西方，成为中立国家；现在它们则能够加入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欧洲联盟。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将逐渐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排在它们后面。欧洲大国明确表示，它们不想让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对欧洲大陆上出现第二个穆斯林国家波斯尼亚也很不高兴。在北方，苏联的完结刺激了波罗的海诸国家间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和芬兰之间新式的（或旧式的）结盟的出现。瑞典首相直截了当地提醒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瑞典的“近邻”，如果俄罗斯进攻它们，瑞典不能恰守中立。
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结盟。冷战期间，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而南斯拉夫是不结盟国家，阿尔巴尼亚是时而乍中国结盟的孤立国家。现在，冷战中的结盟让位于植根于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文化结盟。巴尔干的一些领导人要确立希腊一塞尔维亚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联盟。希腊总理声称，“巴尔干战争使东正教联盟的纽带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联结纽带，过去它潜伏着，随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它具有了一些实际意义。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危险。”这些观点反映在塞尔维亚的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的言辞中：“东南欧的局势不久将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内的东正教国家的新的巴尔干联盟，以反抗伊斯兰的侵犯。”环顾北边，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处理与天主教匈牙利关系的共同问题上紧密合作。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当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在它们的军事均势、它们在北约和欧洲联盟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不自然”的联盟实质上变得毫无意义了。土耳其重申了它作为巴尔干穆斯林保护人的角色，并对波斯尼亚提供支持。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支持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德国鼓励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穆斯林国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及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交战。总的说来，所有的巴尔干人又一次沿着宗教的界线而巴尔干化。正如米沙·格伦尼所说：“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长袍，另一个戴着伊斯兰的面纱”，而且“在贝尔格莱德…雅典轴心与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轴心之间”可能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争夺影响力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前苏联境内，东正教的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倾向于俄罗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彼此开战，而它们各自的俄罗斯亲族与土耳其亲族则试图一面支持它们，一面抑制冲突。
俄罗斯军队在塔吉克斯坦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开战，在车臣与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交火。前苏联的各穆斯林共和国正竭力发展它们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合作，并扩大它们与穆斯林邻国的联系；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发展与这些新国家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均势问题上仍然是死对头，它们在克什米尔的战斗加剧了，而在印度内部，又出现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新冲突。
东亚是六种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家园，在那里出现了扩充军备
的势头，区域争端突出起来。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或依赖于大陆中国。朝鲜和韩国虽然犹犹豫豫但还是有意走向统一。在东南亚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一方，华人和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冲突。
在拉丁美洲，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三国集团（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场——获得了新生，重新证明了欧洲联盟已极其生动地揭示的一点：当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同时，美国与加拿大力图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墨西哥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重新确认它属于北美而不是属于拉丁美洲。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开始建立新的并重新恢复了；日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它们一直在寻求结成集团，并在寻找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政治家呼唤，公众认同那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包括“大塞尔维亚”、“大中华”、“大土耳其”、“大匈牙利”、‘二大克罗地亚”、“大阿塞拜疆”、“大俄罗斯”、“大阿尔巴尼亚”、“大伊朗”和“大乌兹别克斯坦”。
政治和经济联盟会与文化和文明的联盟永远相一致吗？当然不会。均势的考虑有时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例如，当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在一个时代形成的服务于国家目的的联盟形式会在新时代延续下去。然而，它们可能会变得更虚弱、更没有意义，因而必须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毫无疑矿希腊和土耳其仍将是北约成员国，但它们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削弱。
美国与日本、韩国的联盟，它与以色列事实上的联盟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也是这样。像东盟那样的多文化的国际组织在保持一致性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不同超级大国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