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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借酒浇愁，获得的是间接的心理满足。文学创作中的直接满足，多见于自传性作品。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无须借酒浇愁，而是直抒胸臆，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是一个极好例子。 卢梭十八岁时，曾经陷害过一位无辜的少女，此事成为“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他的良心之上，“摆脱这种良心的重负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坦率地叙述了此事的全部经过。由此事所引起的长久的心理紧张，只有当他深深地、直接地忏悔之后，才渐渐趋向平衡。 许多女性作家都有着坎坷的爱情经历，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的爱之绿洲，在其自传性的小说中都能直接找到。 比如，夏绿蒂。 勃朗特在《简。 爱》中的爱情描写，实为作者经历之理想化再现。 这些女作家的爱情小说之所以格外动人，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她们的那些未能在生活中实现的爱的愿望——炽热的需求煎熬着痛苦的灵魂，以致于蓄积良久，势不能遏。（４）有意与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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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所要达到的心理需求，所要替代的目标，心中是有数的。 司马迁为何要写《史记》？他受了宫刑，遭受了奇耻大辱，他要发愤著书，要写一部千古不朽的史书，来弥补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极大的伤害。 曹雪芹为何要写一部《红楼梦》？不是写“理治”
，不是颂“善政”
，也不是“伤时骂世”
、“干涉时世”
，只是要“写儿女之真情”。
《红楼梦》第一回里说：
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 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
可见《红楼梦》与前人许多小说的不同之处，就是要如实地叙写、真实地表现儿女之真情。与此相反的情况是，作家的需求被深埋在潜意识深底层，即使他在创作中获得了替代性满足，他也并不清楚那被替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选择对象。 前面提到的《黑娃照相》，起初作者也不知道为何要冒出一个“黑娃打电话奚落洋人”
的细节，直到作品发表后好久，一次十分偶然地触发，才使他挖掘出那已被无意地满足了的潜在的需求。 张洁将她儿时的“慈父”的梦，化为笔下的“好男子”的形象，也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这种无意识的满足，心理学上称之为“模糊的紧张”
，尽管主体竭力地寻思，却也记不起自己真正所要的东西是什么。“模糊的紧张”
，既为创作积蓄了情感，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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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储备了燃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而最终会收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弗洛伊德用“寻找回去的路”
来描写艺术家们的工作，既揭示了艺术活动的本质，也挖掘到了艺术创作的原动力。 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创作主体返回现实的过程，就是主体爱洛斯人格的流变过程，也就是爱洛斯能量的转移与升华的过程。
２美的观念植根于性的激荡A标题中的这句话是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一书中说的，他指出：
我坚决认为，“美”的观念植根于性的激荡，其原义乃是“能激惹性感者。（德文中ｒｅｉｚ一词兼含二义：在专门用语里，有”刺激“之意，而在日常用语里，则与英文里的ｃｈａｒｍ〈迷人的〉、ａｔBｔｒａｃｔｉｏｎ〈诱惑性〉相当）。
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ｃｈａｒｍ又可以译为“魅力”
，ａｔB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则可以译为“吸引力”。从心理效应上看，美，也是一种刺激，美之“魅力”也，就是一种“迷人”的“诱惑性”和“吸引力”。弗洛伊德又说：
美的享受有一种感情的、特殊的、温和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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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性质……对美的爱，好像是被抑制的冲动的最完美的例证。“美”和“魅力”是性对象的最原始的特征。
艺术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性的激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原始艺术就是“性的激荡”本身，这一点能从一些原始壁画和原始部落的舞蹈中得到证明。 而在古希腊的裸体雕塑中，这种“性的激荡”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肉体的赞美，不仅是古希腊的一种社会习惯，更是一种包含着智性和哲理的审美观念。 雕塑家由于性的激荡而产生出审美创作的强烈欲望，当他们将这种欲望化为人体（主要是裸体）雕塑时，赞美肉体的艺术品又引发欣赏者性的激荡。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欣赏者，在他们的“性的激荡”之中，都是既有着生理的或感性的成份，又有着智性的或审美的因素。 人类第一次从人自身——人的形体和运动——发现了美，发现了艺术，发现了人的艺术价值，而这种发现，从起因到结果的全过程，都与爱洛斯能源密切相关。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羞耻心”也发展了，肉体的赞美成为淫荡，裸体艺术成为色情。 艺术史上，一班专门“给人穿裤子的画家”
，拿着教会的赏赐在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耶稣和圣母的裸体上，画上了“遮羞”的布条。“布条”又慢慢地“进化”为绳索，束缚乃至窒息艺术家和欣赏者的性的激荡。“布条”与“绳索”
，无疑是艺术发展的障碍；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它们又可能以一种反射力刺激艺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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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比如，西方中世纪教会的禁欲，反倒催生出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大繁荣。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人类羞耻心的发达，对于人类的审美意识，也有一种反射作用。 弗洛伊德说，“遮蔽躯体的衣物，随文明的发展，意在不断地激惹性的好奇心，也使性对象能以裸露身体来吸引异性。”当然，这种好奇心，需要转移和升华，需要转化为对人类文化有益的方向。“如果我们的兴趣从性器官转向全身的体态，这种好奇心的心理便是艺术的。”只有在爱洛斯人格升华的前提下，“性的好奇心”才能与“性激荡”一样，成为一种审美的元素。 个中奥秘就在于：
看别人袒裼裸袒的情形，大多数人多少都有一些；诚然，它使人们能够将其部分原欲投注到高级的艺术兴趣上面。
中外文学史上，有两部作品都因为露骨地写性而受到指责。 一部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部是中国的《金瓶梅》。这两部作品的命运有一些相似之处：刚刚问世之时，受到批判受到谴责，被说成是伤风败俗，十恶不赦。 又谁知，绳索和障碍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作品通过各种方式在民间流传，截然不同的评论也唱起了对台戏。 就中国评论界的情况而言，到我们写这本书的二十世纪末，才对这两本最有争议的小说，有了一个大体上是公正的评价：它们都是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同样都是写性，都是用性的激荡来表现美的观念，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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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用诗人的激情和诗的语言，描绘男女主人公的性行为，而且这种性行为发生在大自然的怀抱，发生在那个野性与温柔相结合的牧场。作者对人体的描写，对性交的描写，对性心理的描写，并非是淫荡的色情的，而是健康的、审美的。 读这部小说，我们从性本身就能发现美，欣赏美。劳伦斯的艺术实践及其成果，已经成为性美学的范例。《金瓶梅》的情况则颇为复杂。这部中国小说史上的精典作品，偶尔也用诗的语言描写性行为，但也有很丑陋的性描写，或者说她写了很多人物的性行为之丑，性目的之丑和性心理之丑。但正如十九世纪法国大作家雨果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
，《金瓶梅》并非是为写丑而写丑，而是通过写丑，去同丑作斗争，并最终在美学上战胜丑恶。《金瓶梅》的作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从作品的内容上看，作者采用的是对性生活的悲剧性再现，对性心理的裂变式剖析和对性行为的谴责性描绘；在艺术形式上，作者是以“美文”写“丑事”
，小说的诸多形式要素——篇章结构、情节发展、人物语言——都有着较高的美学价值。 比如小说情节的安排，“伏线”与“流波”结合，使人物、事件穿插合宜，花团锦簇，五色迷人。弗洛伊德在《爱情心理学》一书中，也谈到了文学作品性描写中美与丑相交织的复杂情景。 弗洛伊德认为，作家们用性的描写表现自己审美理想，是一件很难的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文学家们不得不受制于某些条件；他们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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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读者情绪的同时，还必须挑起智性的与美学的快感。 因此他们不能直言不讳……
爱洛斯冲动，是人的最本源的也是最根本的冲动，任何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无可逃遁地要受到爱洛斯冲动的巨大影响，无可选择地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演绎爱洛斯人格的曲折流变。然而，艺术家们并不是可以“肆无忌惮”
，并不是可以“口无遮拦”
，他们也要受超我、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制衡和约束，也要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条件。“为了影响读者的情绪”
，为了他们自己的和广大读者的“性的激荡”
，他们在作品中常常要写到性，要涉及人的潜意识的世界，甚至要揭示人的灵魂深处的丑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