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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古希腊神话，弗洛伊德借用它来说明“自恋”。
在拉丁语中，Ｎａｒ－ｃｌｓｕｓ的含义是“水仙花”
；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词典”里，这个拉丁词的含义则是“自恋”。弗洛伊德认为，当个体人格的爱洛斯贯注，固着于自身而不向外流泄时，就会形成“自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美丽而忧伤的奥菲莉娅，最后落水而死，也被一些评论家解释为纳西施式的自恋。中国古代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自恋悲剧”。明朝末年，有一位江南女子冯小青，不仅容貌出众，而且才华丰赡。 怎奈红颜薄命，十六岁嫁与杭州的一位姓冯的男子作妾。 冯夫人是出了名的悍妇，对小青百般刁难，肆意凌辱。 小青的丈夫又是一怯懦男子，唯悍妇马首是瞻。 小青在家中的遭遇便是可想而知。 可怜的小青，每每呆立于池边，看着自己在池水中的影子出神，真正是“顾影自怜”。形单影只的冯小青，把自己的影子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她在诗中写道：
瘦影自怜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卿，指的是她自己的影子。 这两句诗形象而生动地勾画出冯小青和她的影子之间的缠绵缱绻的感情。 受着自恋的折磨，冯小青终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不到两年，便悲惨地死去，年仅十八岁。 冯小青死后，不少文人为她作传，还有不少的文学艺术家将她的悲惨遭遇写成小说，编成剧本。 到了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性心理学家潘光旦先生，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剖析冯小青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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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心理“
，写了一本专著：《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闻一多先生，还特意为潘先生的这本书画了一幅《冯小青对镜图》，颇为传神地绘出冯小青顾影自怜的凄楚、哀怨与悲凉。不独是女性，男性也有自恋。 陶渊明隐居南山，孤独苦寂，“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对陶渊明非常崇敬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有类似的情感经历：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诗人在月下独饮，将影子当作自己亲密的朋友，向影子倾诉自己的衷肠。 这种“自恋”颇有诗情画意，实际上是诗人对自恋的诗性处理，是对自恋的一种艺术升华。如果说，古希腊纳西施和古代中国冯小青的自恋，是一种心理变态，是一种自虐、自毁与自戕；那么，李白和陶渊明的诗，则是以艺术创作的方式，以诗歌的语言，化解了自恋，或者说，是对自恋的解脱或超越。 不做水仙花，他们走出了自恋。自恋具有很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扩散开去，便可能形成“自恋性认同”。一个有自恋倾向的个体，一旦发现他者身上也有自己所爱恋的特征，便会毫不犹豫地将自恋能量扩散到他者的那些特征上去。 例如，一个爱恋自身特征的男孩，往往会珍爱他人的那些男性特征，这并非是他想具有那些特征，而是因为这些特征跟他自己的相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拥有跟我们自己同样特征的人视为同类，所谓“物以类聚”是也。 不仅是个性特征的拥有，对物质财富的拥有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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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一个有家庭电脑的人，很容易将也拥有家庭电脑的人视为同类；一个拥有私人小轿车的人，对于拥有小轿车和拥有摩托车的其他人，他当然更倾向于视前者为同类。应该注意将自恋性认同与对象选择区别开来。 如果有人作出对象选择，那是因为他想要获得该种对象。 而在自恋性认同中，他已经拥有了他所要获得的东西，因而他把对该事物的爱恋扩散到那些拥有同样事物的人身上。 男性之所以视男性为同类，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而他们之所以爱恋女性，是因为女性能够减弱他们的各自身心紧张。 一个人如果自恋因素非常强烈，他就只能从他的同类中寻求爱恋对象以获得心理的满足。 同性恋的产生，也就是这个原因。 即便是在异性恋中，也有某些同性恋的因素：有的男性会跟男人式的女性成双，而有的女性则会跟女人气十足的男性成对。像纳西施，像冯小青，人们可能会爱上自己的“倒影”。所有的心理选择，都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自恋倾向的影响。 在恋爱过程中，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一般是很难产生爱情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爱是有阶级性的。”——这句话如今被视为“左”的名言。 其实不然。 鲁迅就说过，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灾民不会爱兰花。 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有着不同的特征，有着不同的“认同标志”。由于个体在选择爱恋对象时，有不可抗拒的“趋同心理”
，所以他对同类者，或者说对那些与自己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特征的对象，会产生偏爱。他与他的对象之间，哪怕只有一两点相同之处——同一价值观，同一拥有物，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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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同一国籍，同一所大学毕业，同一专业……——他就会很容易地与对方产生认同。心理认同的目标或对象，当然是个体所爱恋，所赏识，所崇拜的。 认同的目标一旦确定，个体不仅执著地追求，而且刻意模仿。 这种认同叫“目标认同”。如果父亲正在获得儿子所渴望的目标，儿子肯定会越大越像他父亲。 同样，一个女孩也可能会认同她的母亲。反过来，如果父母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孩子所渴望的，孩子便会在别的地方寻求榜样。 电影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就是因为观众可以把自己认同于影片中的某一个角色。 歌星，影星，舞星，球星，或者别的什么星为什么被崇拜？就是因为“星”们成为了普通人所认同的目标。 追星族的产生，实际上是目标认同的结果。 追星族们虽说非常狂热，但有一点他们是非常清醒的：他们自己成不了“星”。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因种种原因而达不到“星”的水准，他们才认同于已经达到水准的“星”们，他们在狂热的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替代性满足。追星族虽说是成不了星，但他们与“星”们毕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 追歌星的人，也会唱歌；追球星的人，也会打球，或者懂球。 追星族的目标认同，往往是对象身上与自己相似的某些特征，当然追星族也会爱屋及乌，由爱对象的某一点而扩展为爱对象的一切，甚至包括缺点。 这样目标认同就带有了普遍性，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某些特征认同，他也往往与那个人的其它特征认同。目标认同还有一种变异：文饰作用。 个体为自己树立了某种目标，希望达到却未能达到，于是他转而否认该目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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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伊索寓言》中的那只狐狸，想吃葡萄又吃不着，便说葡萄是酸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屡见不鲜。 一个极想当官的人，未能如愿，便转而说：无官一身轻；甚至骂天下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不当官的人都是清白的。 弗洛伊德把这叫作“酸葡萄机制”。与此相对应的是“甜柠檬机制”
：吃不到甜葡萄的狐狸，只好吃酸柠檬，还硬说酸柠檬是甜的。 个体未达到预定的目标，便苟且偷安，抬高现状和事物的价值。 一个围棋大师输棋后剃了光头，还说人剃了光头后，风一吹头脑更清醒，也显得更年轻更精神。 读者读到这儿，一定会想到阿Ｑ，鲁迅笔下的阿Ｑ，其心态与行为，就是目标认同中的“文饰作用”。
无缘无故地被别人打了，就说是“儿子打老子”
；看见别人有钱，就说“我先前比你阔多了”
；怎么也划不圆那个圆圈，就说“龟孙子才画得圆呢”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每每遭遇挫折或打击，阿Ｑ总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来掩饰自己的失败，以保持自己内心的安宁，从而使自己在精神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后来的评论者，异口同声地指出《阿Ｑ正传》所描写的“精神胜利法”
，表现的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自然是不错的。 但我们要问，精神胜利法在国人中，甚至在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普遍性？读到这本书的读者，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常常有“自我安慰”式的阿Ｑ精神？这些自我安慰，对于抚慰受伤的心灵，对于调整情绪，振奋精神，对于从挫折中重新站起，毕竟是必不可少的。 不错，阿Ｑ的精神胜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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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劣根性”的一面；但放在一个更宽泛的前提下考察，“精神胜利法”
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也是一种心理调节方法。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鲁迅既是抨击国人的心理缺陷，也是在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深刻地剖析国人的潜意识心理——这一点，长期以来为评论家所忽略。顺便说一句，鲁迅很了解弗洛伊德，读《鲁迅全集》可知，鲁迅在他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弗洛伊德。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心理认同”的话题上来。 安娜。弗洛伊德谈到“目标认同”的另一种变异：人们所认同的目标，除了他所依恋、敬爱、崇拜的对象，还可能是他所厌恶、反感、仇恨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的精神分析学者发现，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有些受法西斯残酷迫害的犹太人，产生了一种“与迫害者认同”的现象，即从迫害他们的纳粹身上，吸收了若干特点，使自己也变得对人粗暴无礼、残酷无情。 这种潜意识中的与迫害者的认同，其心理目标是减轻迫害者形象对自我的威胁。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同一民族，同一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