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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要拍MTV吗，今天晚上电视台的人来，要听听。可我们到现在也没找到吴晓呢，呼他也不回，大家都急坏了。你知道他爸爸那儿的电话吗？”
林星摇头：“我不知道。”
那键盘手又问她知道不知道吴晓爸爸公司的电话，林星又摇头。自从她和吴晓在一起生活以后，长天公司她就再也没有去过。键盘手一脸焦灼地走了，嘱咐她吴晓要回来一定叫他赶过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林星也知道这对吴晓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她无法找到他，爱莫能助。她走进家门还听到吴晓挂在床头的裤子里，发出BP机的鸣叫声——他换裤子把BP机忘在家里了。林星突然想到了艾丽和阿欣，她们知道吴晓父亲手下那位李总的电话，找到那姓李的大概就可以找到吴长天，就可以找到吴晓了。她于是跑到外面公用电话去呼艾丽和阿欣，呼了三遍不见回音。她站在公用电话的书报亭外，眼睛下意识地盯着那一片花花绿绿的书刊封面，心里犹豫着要不要亲自去一趟那个正在进行着奢华寿宴的京西别墅。
京西别墅的寿宴此时刚刚结束。儿子吴晓在自己的房间里给他的那些狐朋狗友打了一通电话，就跑出来说要去和电视台的人谈什么MTV的事，匆匆忙忙和专程前来祝寿的梅叔叔告了别，坐了李大功替他安排的车子，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吴长天没有多问，他想，不管怎么说，这个生日也算一举多得：儿子就此归来；父子之间的龃龉就此化解；几个多年来一直追随左右的老部下在一起轻松地聚一聚，对集团未来的发展，做了集体展望；而梅启良的临幸，又使整个儿晚上的务虚气氛中，得以加进了一些务实的话题。
梅启良是祝寿者中最后一个到的，他一看到吴晓，就悄悄附在吴长天的耳边，笑着说：“怎么，跟儿子和好啦？”吴长天也笑笑，几分安慰，几分尴尬，自嘲地说道：“我这个人，能带千军万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教子无方啊。过几天我让他给梅珊认错去。哎，今天怎么没叫梅珊一起来，她不是还在北京吗？”
梅启良淡淡地摇了下头，不做回答。这副表情，吴长天是看得懂的，那意思是这还不明白吗。吴长天也清楚，梅珊要是来了，万一吴晓不懂事再冷淡于她，两个大人岂不都没了面子。于是他也不再多说，转个弯把话题引到寿宴的菜品上去了。
作为长天集团总裁的五十大寿，今天宴会上的派头远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奢华。除了头道的红烧鱼翅是从京天娱乐城调过来压席的之外，其余都是京西别墅的一位小厨师做的家常菜。大家喝了一点白酒，都没过量。饭后，几个老部下告辞走了，吴长天只留下郑百祥，让他陪着梅启良，和据说是李大功从下属单位请来的两位年轻女同志跳了跳三步四步。那两个女孩儿吴长天似曾见过，细一端详，则完全不熟。两人都生得人面桃花，顾盼之间百媚顿生。她们由李大功介绍，分别陪郑百祥和梅启良跳了几支曲子。陪梅启良跳的那个女孩他忘了叫什么名字，穿了一身黑衣黑裙，让吴长天觉得有些丧气。尽管他知道这些年女人的服饰似乎进入了一个尚黑的时代，但在吴长天看来，黑色无论怎样都给人一种死亡的隐示，颇不吉利。陪郑百祥跳舞的女孩儿则穿了一身时装化的中式外套，眉毛嘴唇画得也有点像古代的仕女，可人名却反其道而行之，取了洋文：艾丽，与服饰打扮驴唇不对马嘴。吴长天知道自己现在反正是看不懂这些年轻人了。
他最熟悉的，还是梅启良这些人。他们认识很多年了，对梅启良工作上的脾气和生活中的爱好，都是了如指掌的。甚至他爱吃哪几道菜，爱喝哪几种酒，也可一一道来。跳舞，是梅启良从不隐讳的一大爱好。梅家祖上，在当年上海的十里洋场，也算是个有名有姓的民族工业家。梅启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虽未经历旧时代的西学教育、欧风陶冶，但毕竟世家出身，对吃西餐、打网球、跳交谊舞之类的海派嗜好，样样皆通。现在，也许是年龄渐长的缘故，几圈舞跳下来，他的额上就有了些微汗，嘴上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吴长天见状，便示意停了音乐，然后和郑百祥一起请他到书房去喝茶。李大功则领着那两个姑娘到楼后的游泳池去游泳。他们一走，楼里静下来。主宾三人，喝着刚刚泡起的一壶当年的碧螺春，开始了书房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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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二部分（6）
郑百祥率先开始，话题还是从今天的寿宴扯起：“梅书记，你是不知道，今年这个生日可是我们硬逼着吴总过的。以前吴总从不给自己过生日。今天我们是把你梅书记抬出来了，说你也要来，吴总才办了这顿饭。”
梅启良笑笑，说：“我也一样，基本上不过生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共产党教育，动不动狠斗私心一闪念，到现在都落下毛病了。”
郑百祥滔滔不绝：“这是观念问题，实际上私心不是坏东西，私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搞企业管理，也是先要解决好职工的个人利益问题，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就好比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只有搞了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和浮财分给农民个人，才会组织起数百万支前大军，那些农民出身的解放军战士才会拼死而战。农民战士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毛泽东不实现不承诺他们的个人理想，能三年打垮蒋家王朝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到现在，才悟出私有制也不是坏东西。现在咱们国家的宪法虽然不像资本主义宪法那样开宗明义地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少也明确提出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这也是历史的觉悟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郑百祥话里的话，梅启良当然听得明白，但他精明就精明在故作迟钝上。他说：“哎，宪法这么修改，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即便是现在，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下一步吉海市委要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好好抓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部门，你们长天这种大企业，可要带头搞出点经验来。”
吴长天说：“国企改革最大的难点，依我看，就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企业所有者，也就是说，国企没有业主。它的投资决策、利润回报、长远发展，对企业各级经营者的奖励和控制，这些业主职能还真没有人来投身进去操心劳力地负起责任。现在国企的业主是谁呢，是国家。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个人。国家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部门，也只是一个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隔几年就正常调换一批，从本能到心态，都不可能像私营业主对自己的企业那样同生共死。即使能，也施展不了，国有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事环境多复杂呀，口舌是非太多，各方面都管得太死。要是管得松了，又容易出云南红塔的褚时健这种典型。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红塔的业主，怎么管褚时健的？他有那么大的功劳。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国家又给了他多少物质激励和奖赏？很少很少。那么好，你不奖赏他，他自己来。他弄了上亿元的一个小金库，非一日之功吧，谁又发现他了？谁又制约他监督他限制他了？国企的头头儿，恐怕不止一个褚时健吧。”
见吴长天略略有些激动，梅启良笑着帮他松弛：“怎么啦，你也想当褚时健？”
虽然是松弛的话，在吴长天和郑百祥此时的情态下，却说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郑百祥正色道：
“我们要当褚时健早当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贪账上的钱，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了。这次我们吴总亲自策划了一场战役，两个月内在股市上净赚了好几个亿。我们个人要是想捞点外快，自己悄悄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让自己的子女进场跟庄，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这种事我们想都没想，挣的钱全是公司的。这并不是怕你们政府的那点监督，我们是信了吴总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自概’之论，自己管住自己。”
梅启良糊涂装到底，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正说明，你们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吗，要总结国企的成功经验，领导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嘛。”
梅启良偷换前提的企图既明显又巧妙，吴长天不得不把意思再缓缓地拨回来：“我们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这几位长天集团的主要创始人，始终是把公司当做是自己的。长天集团是靠我们自己筹集资金，自己艰苦奋斗，从小到大拉扯起来的。如果是你市委任命几个干部，政府给足了投资来搞的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梅启良在节骨眼上倒是一点不糊涂了，毫不迟疑地跟了一句：“哎，吉海的大型国企有不少家，大多数都是市委任命的干部，政府投的资，也有不少搞得很不错嘛。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现象，在有的国企确实是存在的，可你们概括出的结论，还有你们那个观点，可有点问题。”
话既然说开了，而且说到了这么深的层次上，吴长天当然不能退回去了。他不疾不徐地争辩道：
“国企搞得好的当然也不少，可仔细分析分析，都是各有各的特殊原因。有的是赶上了好市场，有的是借助了某种垄断体制，有的是因为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品质。可是研究问题不能光从特例出发，而主要应该去研究常态。我说的这个常态，就是指人的本性。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动力，离不开一个‘私’字，这是由几千年文化传统和历史过程形成的，不可视而不见。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而儒家文化的中心就是人伦。中国的社会也确实就是这么现实：一个人，做事情也好，尽责任也罢，都是先以自身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