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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他的主要论点是，从17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中，性不但没有保持缄默，而且早已被人“说烂了”。
“一切关涉到性的东西都必须由那永不停歇的言语之磨碾磨一遍。”
“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视和盘端出一切涉及自己的性的意念、言语、行为力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
“就性来说，最为喋喋不休、最急不可耐的可能就数我们自己的社会了。”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其实并非自弗洛伊德始，它的产生和弥漫过程开始的要早得多。在20世纪，人们庆贺摆脱了长期的严厉的性压抑和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余风。
然而那些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的人“只不过是在一种早已开始的过程面前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毫无知觉，却早已被四面包围；他们完全归功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准备时期；他们把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性状态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错了。”（福柯，第11一33、153页）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福柯揭示了性科学与性爱艺术的对立，他说：“我们的社会与arserotica（性爱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便为自己装备了一种scientiasexualis（性科学）。……毫无疑问，性科学与性爱艺术是对立的。”他认为，现代西方的人们已经不再能够像古代希腊的人那样从性快感的本身中体验快乐，而只能在忏悔中体验快感了，他称之为“西方人聪明地培育了好几个世纪的‘由分析得到的快感’”：“性活动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快感以及享用快感的美学，而是欲望和净化欲望的解释学。”福柯认为，在这个性的时代，人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已经变成了对性的探讨，性能够解释一切：“我们社会的众多特征之一，便是热衷于谈性……对被性的强烈好奇心所驱使，拼命要问出它的究竟，怀着热切的渴望要听它谈、听人谈它，迅速发明各种魔戒想使它放弃谨慎。好像对我们来说，有必要从我们身上这么一小块地方不仅获得快感，而且获得知识，并把握快感与知识之间微妙的转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一种倾向，要把对我们是什么的探讨变为对性的探讨。……性，可用来解释一切。”（福柯，第67一77、425页）作为对比，福柯把性爱艺术归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把性科学归于西方社会。福柯认为，有两种产生性的真理的过程，“一方面，每个社会——数不胜数的社会，中国社会。日本社会、印度社会、罗马社会、阿拉伯一穆斯林社会——无不有自己的性爱艺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至少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爱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唯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可以说，它是唯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的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福柯，第56一57）在我做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研究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估计始终困惑着我：一方面，我感到中国的情况像福柯所说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性爱艺术最关心的不是对性行为作正确与错误的划分，而是视性活动为一个整体，更关注于快感的享用和节制；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中国的现状像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禁欲主义是每一个人为文明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中国的性状况同现代西方的性状况是很不同的。换言之，我所观察的这个社会同福柯所观察的那个社会差异非常之大。
这种差异仅从表面上看就十分明显：在西方人人都在谈性，而中国的人们还有点“谈性色变”；在西方，性科学（包括各种调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疗）铺天盖地，而在中国，性还基本上囿于私人的卧室之中；西方的女人会因为达不到快感去看医生，中国的女人却对同样的问题处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恋经历了从被视为刑事罪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柜橱”的解放运动；在中国，同性恋从未被定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着“正常人”的歧视和嘲笑；在西方，性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中国，它却仍旧躲在阴暗的角落，被人们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
经过反复思索比较，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性的地位在中国既不同于古希腊罗马（但有像处），也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也有像处），更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最不像），而是一个在独特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形成的东西。作为分析对象，它是一个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都未曾面对过的对象。至少在地域上，那三位面对的都是西方社会，而我面对的是处于东方文化地域当中的中国社会。
高度概括他说，这两个对象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与性有关的论争常常围绕着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善行与罪恶而展开；在中国，与性的地位有关的却是重大与渺小，崇高与羞耻，上流与下流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中，性处于对抗之中——压制与反抗，正常与病态，罪与非罪的对抗；在中国社会中，性被忽视，性在重要与不重要，崇高与低下，浩然正气与鬼魅邪气之间属于后者。早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西方是罪感社会，中国是耻感社会的观点，很有道理。在性的问题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会告诫人们，什么样的性行为方式是罪恶的，不要去做；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或意识形态会宣称，性是可耻的，要把它节制到最低限度；要背着人悄悄去做，不要把它挂在嘴上；这种兽性欲望虽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较高尚的人比较能够克制它，最高尚的人最能克制它。
西方与中国在性问题上的差异至少为双方分别造成了两类后果：在西方，反面的后果是，人们受到判定行为的正确与错误的规范的“凝视”，要担心的事情很多——担心没有性高潮，担心没有正确的体形，担心性倾向不对头等等，动不动要去求助于心理医生；正面的效果则是，一方面有压制，一方面有反抗，真理越辩越明，于是女人争得“女上位”的权利；同性恋争得结婚的权利；虐恋的爱好者争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务的权利；性学家公开宣布同雇用他们做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的调查结果——色情材料不但不会导致性犯罪率上升，还会降低性犯罪率。
在中国，正面的后果是，由于性受到忽视，人们的“自我”反而趁机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之中，口交肛交随心所欲，不但没有旁人来管，自己内心对这类行为也无焦虑感；没有高潮就没有高潮，也不用去看医生；反面的后果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性被视为低级下流之事，不少人屈从于残存的兽性，遂自甘堕落，做出不少苟且的勾当，做时不免心怀愧怍，倍感羞耻，痛恨自己的“本我”；另一方面有少数高洁之士克服了可鄙的淫欲，达到了崇高境界，让心中充满浩然正气，所念全是国计民生之事，但却被人视为“假道学”、“伪君子”，也平添了不少烦恼。
我把西方与中国在性问题上的差异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对错界定与无对错界定的差异。在西方，某种方式的性行为会被定义为正确或错误，例如，异性恋正确，同性恋错误（违反自然的犯罪）；阴道交正确，口淫错误；能导致生育的正确，不能导致生育的错误（如手淫）；等等。中国人关注的不是正确与错误的界定，而把关注的重心放在节制性欲上，讲究中庸之道，讲究慎独，讲究过犹不及，讲究存天理灭人欲。西方历史上有人曾因同性恋活动被判死刑，中国人在清末却以“狎玩相公”为寻常享受。在西方，不少的人对某类性行为或对性欲、性快感本身怀有罪恶感；而在中国则应当对荒淫无度怀有羞耻感，而不是犯罪感。
第二，有焦虑感与无焦虑感的差异。福柯讲得最多的是宗教忏悔仪式中要求人们坦白一切与性有关的思想、行为、罪恶这一历史事实。人们由此对性问题产生了大量的焦虑。中国的情形明显不同：没有什么普遍信奉的宗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基督教为西方人在性方面制造的焦虑感，在中国人这里很陌生，因此可以说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相当的纯朴混沌，没有太多因负罪感引起的焦虑感。
第三，有激烈反抗与无激烈反抗的差异。西方人由于在性问题上过于焦虑，就有激烈反抗，正如福柯所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福柯，第93页）中国人由于没有焦虑，也就没有反抗。西方人的反抗表现为走极端——越是感到焦虑的事，越要去说，去研究，去表现，所以西方有那么多关于性的研究、治疗；有那么多文学、艺术、影视传媒在表现这个主题。在中国，性这一主题的表现相对要少得多。
第四，有权利感与无权利感的差异。西方人以为自己的性权利被压抑、被剥夺了很长时间（这种想法不一定对，正如福柯分析的），所以在性问题上带有造反者和反抗者的狂热感、正义感和权利感，搞起色情品、卖淫。同性恋和各种变态性活动来显得气壮如牛，好像在搞革命（确实也有人管这叫性革命），好像在夺回被人抢去的权利。中国人在性上没有被剥夺感，所以也不会有反抗的热情和正义感，更没有权利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性的欲望是个小小不言的隐私，不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开放淫秽色情品市尝卖淫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问题上争论得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中国人对此却像在听天书，暗地里觉得奇怪：这种问题有什么讨论的余地，连想一想都不好意思。
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说：“自亚当和夏娃以来，性冲动就一直是绝大多数烦恼的根源。”（转引自韦克斯，第146页）古希腊人以饮、食、色为人的三大欲望，三种快感；中国人则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说。看来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