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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我不是很赞同，但大致是没有错的。谁说普及传统文化和媚俗就天生是一对双胞胎？
苏丹红事件之后，肯德基公开道歉并整改了。我希望我们的某些媒体也应该有这样承认错误的勇气。我们的文化在面对致癌物的时候，和人体一样脆弱。知识分子的“生产化”是其堕落的前兆
徐晋如
在新浪博客上读到陶东风的一篇奇文，名为《赢者输：易中天－于丹现象解读》。在这篇文章之中，他从法国左派学者布迪厄那里寻找理论的支撑，以表示他的不偏不倚。他认为，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场文化资本之争。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被划分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是相当专门化的领域，具有抵抗市场等外部力量的高度自主性，参与者在其中争夺的是专业人士的认可和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学术资本；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追求的就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布迪厄认为，由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遵从的规则不同，所以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获得成功的
文化人（学术明星、文化名人等）常常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遭到抵制，不被承认。这就是著名的“赢者输”逻辑。
根据这样的一个逻辑，陶东风认为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被看作“学术掮客”而不是“真正的学者”。他说，“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学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的利益之争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其代价是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但在同行中输了。”
应该说，陶东风的文章在逻辑上比很多人都强，但是，他太急于拿理论框架来套现实的东西，根本忘记了这个理论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布迪厄的观点，也许适用于今天的很多学者，然而并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出于学术而是出于对正义和良知的敬畏。作为被《百家讲坛》一手捧红的于丹不是一个学术人，她是明星，但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明星，我们不会拿学术的要求来要求她，但我们的行动，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
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思考什么才是更美好的社会。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社会，知识分子永远不会停止其批判性。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良知是高于一切的存在。知识分子当然也要吃饭，但学术只是知识分子吃饭的手段之一，学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学术来获取面包，也可以通过从政、经商或其他一切正当行业来获取面包，知识分子不应该被概括为生产者，而是思想者，生产是为了思想，生产是手段而非目的。没有批判性与超越性的生产者，不论他是属于“有限的文化生产场”还是“批量的文化生产场”，他都配不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思考的根本问题是“麦当劳世界”的文化弊端，我们在为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这种精神境界 ，布迪厄及其追随者大概是无法理解的。
正如一个用科学而不是用灵魂去理解宗教的人不可能去信仰宗教，一个把文化想象成生产场的人也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都产生于那些伟大的心灵，文化在他们那里，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用生命谱写的。
在《赢者输：易中天—天丹现象解读》一文中，陶东风最后说：“在我看来，这很正常，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领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领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这才是我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在这里我想说：民主是为了实现自由，但民主如果没有制约，从而形成绝对民主，就将变成自由的最大敌人。目前的情况，恰恰正是在文化领域的民主没有得到制约，从而文化本身丧失了自由。
布迪厄的理论也有一个价值，那就是描述了在很多地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把批判性与超越性，不再把良知当做第一位的东西，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生产者”。这种心态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前兆。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坚持，弘道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
文/徐晋如
据说，我们被贴上了一个标签：文化保守主义者。
在西方，保守并非贬词，英国的一个大党就叫保守党。但在中国，保守是迂腐、无知、愚昧、拒绝新事物的同义词。加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给我们，隐藏的含义是，看啊！这些人是多么迂腐、无知、愚昧，多么顽固地拒绝新事物啊！更有甚者，把我们与抵制圣诞节的“十博士”相提并论，这更是天大的误会。
是的，我们从来都是以保守主义者自居，但是我们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政治保守主义者。在谈一切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对这些名词的概念有一种厘定。
保守主义是政治学的概念，它是西方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流派。保守主义者不是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和专制主义者，他们主张保护宗教、道德、财产、公正，不让这些东西受到任何威胁。他们强调法律的连续性，他们希望保存自由，但又不至于让自由成为祸害。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还没有真正掌握、理解和实践过保守主义的哲学以前，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只不过是偏见的集大成者而已。”
保守主义者绝不故步自封，但他们崇尚知识、崇尚美德，他们深信，在传统之中蕴藏着的美德，不应当随着社会变革而消灭。
我们正是这样的保守主义者。
在我们看来，《百家讲坛》让刘心武讲《红楼梦》，让易中天讲《三国演义》，这都没有什 么。他们的讲述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硬伤，但尚未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但于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不同，这就不是学术范围内的硬伤问题了，而是对中国传统中的美德的践踏。
孔子的基本精神，是要塑造大人君子的人格，目的在于造就贤士大夫之心。而庄子的基本精神，则是要让人类臻至心灵自由之域。这些都是伟大哲人留下来的伟大传统，它们可以被普及然而绝不可以被改头换面。
保守主义者遇到的最大的责难是，现在是平民的时代了，还有什么必要去讲高贵的品质？这种责难的荒悖之处在于，把人民想象成是不需要知识、不需要美德的自甘堕落的群体。而实际上，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了对知识和美德的尊崇，这个社会离率兽食人也就不远了。
我们所要捍卫的，就知识和美德的尊严。
我们的保守，不过如此。
第四编 背景阅读
起草人徐晋如答媒体问（1）
1问：
在您联系的过程中，有没有人不接受您的邀请，觉得没必要抵制于丹？
答：
没有人觉得没有必要抵制于丹，但有三位毕业于北大并且供职于北京高校的师兄表示“不便得罪北师大”，所以尽管他们也很不满于丹，都婉谢了。另一位同学因为不能认可我批评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所以也拒绝签名。
2问：
为什么要呼吁媒体停止对于丹的炒作？
答：
我们不反对任何人解释《论语》，但我们反对任何人臆解《论语》。我国的大多数媒体并非商业媒体，他们应该把社会责任看得高于商业利益。我们认为媒体应当对舆论有一个正确的导向。而且我认为，人民有接受正确知识的权利，于丹用她个人观点去曲解《论语》本义，明显会造成观众、读者对《论语》本义的误解。想一想，如果一个高中生，要参加高考，但因为她受了于丹的影响，答题时按照于教授的解法去解，不丢分才怪。
3问：
既然你认为于丹是在糟蹋《论语》，那么请谈一谈你对《论语》的看法。
答：
孔子的思想并不复杂，只要认真读书，用心思考，其实不难掌握。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于丹是既不思，更不学。儒家讲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才是真的“知”。而于丹是“强不知以为知”，完全曲解孔子的思想。
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营造礼乐社会。礼是等级，乐是和谐，礼乐社会，就是有差等的和谐。
《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是孔子政治建构在实践上的记录。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差等的和谐社会。差等而不是平等，是孔子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孔子发现，世上既有圣人、大人君子，也有普通人、小人、乡愿者，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由圣人、大人君子教育普通人，使普通人都能朝着圣人的方向努力，但小人、乡愿者是必须被批判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圣人、大人君子呢？是那些有知识和美德的人。知识和美德，是判别差等的基础。所以，整部《论语》，都是在说怎样做一个有知识和美德的大人君子。而怎样做一个大人君子呢？他提出了诗教、礼教、乐教。乐教是儒家区别于基督教、佛教的根本所在。乐，既是音乐的意思，也是快乐的意思。孔子讲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