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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梭到深海明灯同学，都认为公意是至高无上的。并且深海明灯同学说这就是民主的实质。然而，我想问一句，假如包括深海明灯同学在内的100万个人，经过投票认定，包括徐晋如在内的1万个人应该被送上火刑架，这种公意是合理的吗？这种情形尽管极端，然而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绝对的、直接的民主，在小国寡民的古代以后，就再也不曾在实践层面给人类的进步带来好处？为什么所有人都有权利直接参与政治，其结果不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是带来了多数的暴政？为什么多数人所认同的于丹，其结果不是带来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更多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误解？
还是让我们回到古希腊。古希腊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直接民主”的方式，而且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前提的：①在古希腊，人只有成为城邦的成员才可能成为完全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古希腊城邦，没有个人主义的概念，只有作为城邦成员的公民概念。个人的利益和城邦的利益是一致的。②在古希腊，民主不是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舞台，而是许多有共同利益、共同特征的人们在一起诚心诚意地寻求达至共同利益的最佳方案。（见李强《论两种类型的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11月出版）而现代社会，再也不可能出现古希腊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高度同一的情形，因此，除非小国寡民，绝对的、直接的民主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事实上，即使是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悲剧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对于民主这个词，埃德蒙·柏克更愿意称之为代议制。这种民主，是建立在社会多元主义基础之上的，体现分权原则、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它并不要求公众直接参加公共事务，而是通过公众选出代表，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按照深海明灯同学所向往的民主来构建我们的文化秩序，其结果就是，多数人的意志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深海明灯同学的自由，不但不允许存在徐晋如这样的反对派，即使是像深海明灯同学那样的个体，也岌岌可危。因为他并不能保证自己就和“多数人的意志”完全一致。
因此，民主必须首先是自由的，必须是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当我们在为捍卫人的尊严而战斗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捍卫了自由的尊严，也捍卫了民主的尊严，而深海明灯同学的言论，恰恰是要把民主引向多数的暴政。
附录：超级女声的胜利就是自由民主的
胜利吗
文/杨昊鸥
全国上下一片PK正热的时候我迷上了打网球，整天发了疯似的出门找人打球。一天，一些和我老妈过从甚密的老太太到我家来玩，不知怎么就聊起超级女声了。我坐在客厅里看网球比赛，突然有人问我：“小杨，你支持谁？”我说费德勒啊，那还用说。大家就乐了，解释说她们说的是超级女声，我也就老老实实说我没看过。那位阿姨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小声地跟我妈嘀咕了几句，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你们家小杨是不是心理有问题，连超级女声都不看，要不送去医院检查检查？”
和被人看成心理不健康者相比，我的一个音乐学院搞音乐理论的朋友更不走运。他走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被一群中学生拉住，非要他发短信投某“超女”的票。他就很耐心地解释没看过不好投票，可被人拉住死活不让走，最后跑出了小半条街才走了路，留下屁股后面一片叫骂。
再后来，就是支持和声讨超级女声的激扬文字满天飞，反正那段时间耳根子没清静过。一天上网的时候，突然看到天涯社区里面有一篇标题响亮的文章一下子吸引我的眼球——《超级女声的胜利就是自由民主的胜利》。
超级女声的胜利就是自由民主的胜利？
很坦率地说，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就像《西游记》里面唐三藏之渴望见真佛，结果在小雷音寺栽了跟头——不分真假就乱拜一通。超级女声在商业层面运作成功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吸引了绝对优势数量的观众也无可厚非。可是，绝对数量就等于民主吗？贯穿了西方政治哲学两千年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旗帜鲜明地反对多数民主。可见樱桃好吃树难栽，“民主”这个名词是好听，可是正本清源却太难太难。
俄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曾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可以做任何事而免于责罚，消极自由是指可以选择不做某事而免于责罚。柏林强调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人人都享有消极自由。因为没有关注超级女声而被人看做心理有问题、被人骂，从本质上说，和政治寓言《1984》里面的肉刑、心理压迫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问题。
老实说，一个超级女声（我是指外围的一系列事件，而非指活动本身），倒是让人看到了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素质。这不禁让我想起《查拉图斯特拉》里面那个经典的故事：查拉图斯特拉为山脚下的人们砸碎了上帝之像，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下山去看，发现人们围着一只驴膜拜。他于是感慨地说：“没有上帝，驴子也行。”戏谑一点说，现在的文化娱乐生活状态是——有潮流要紧跟，没有潮流制造潮流也要紧跟，生怕自己赶不上趟。不赶趟又怎么样？同一片阳光下，有人听听歌，有人打打球，有人看看书，有人晒晒太阳……这不挺好一件事情嘛。靠扎堆儿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上的安全感只能体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最后想起了大山多年以前的一个
相声里说的一段绕口令：“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板凳要把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不让板凳把扁担绑在了板凳上。”绕来绕去，还不是一回事。
文化快餐时代的经典阅读（1）
文/杨昊鸥
古往今来伟大哲人和凡夫俗子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有限个体在面对无限时空的囚禁时，是选择做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越狱者，还是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合格的模范囚徒。而这些伟大哲人留给后人的经典文本，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越狱指南”。
经典是带有反抗性质的。《论语》反抗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不仁不义，从而倡导仁义礼智；《庄子》反抗形式和观念对人的压抑和束缚，从而转向“逍遥”与“齐物”。经典基于反抗的终极目标而给出的具体指南，或许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被慢慢风化，失去原有的光泽。但是，如果我们潜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经典所关注的问题是否真的就已经得到了解决，或者说已经过时？
换句话说，那些困扰着前代哲人的命题，在今天，是否就不再困扰着我们？
先把这个看起来沉闷的话题放一放。先来说一部有趣的电影。
2006年，美国新锐导演迈克·朱吉导演了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剧片，片名叫做《蠢蛋进化论》。电影的海报就很有意思，有评论这样说道：“达芬奇如果复活看到《蠢蛋进化论》的海报也会气得倒在棺材里一睡不醒：标志着人类形体与智慧完美比例的形象腆着莫名其妙的大肚子，还一脸煞有介事地凝重。”
影片讲述了一对原本毫不相关的男女主人公因为一场意外而来到了500年后的美国，按照一般科幻片的思路，未来世界到处是飞机满天飞，文明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低到高进化——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般思路。可是偏偏不，当主人公在500年后苏醒时，他们看到了令人惊奇的景象：文雅的语言成为了装腔作势的代名词，夹杂着脏话和俚语的土著语变成了那个时代通用的“普通话”；电视台除了播放色情节目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供人消遣的东西，而一个长达九十分钟镜头定格在屁股上的“电影”当选了本年的最佳奥斯卡奖，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人们让没有任何文化的肌肉男人当选总统，因为他是摔跤冠军；法庭裁 决的最终依据是台下“观众”的嘘声偏向哪边，而不是相关的法律条文；还有，人们对水（没错，就是一般的水）充满了鄙视，认为那是用来冲厕所的脏东西，他们不但只用运动饮料来维持身体的水分，而且用运动饮料来浇田，结果导致土地全面沙化……
影片的结尾，原本资质平平的男主人公成为了那个时代智商最高的人，并在无奈之下成为了新一代的总统，试图挽救即将崩溃的人类文明。在总统就职演说上，他说了一段令我印象很深的话：“在这个国家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人们读书和写作不是因为无聊；人们创作书籍和电影，不是为了给人看屁股……我相信这种时光一定还会回来！”
这绝不是一部无厘头的搞笑片，而是一部很有力度的反讽作品。从电影的黑色幽默中走出来，我们看到，导演实际上对当今的文化现状提出了深刻地批判和反思。
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快餐时代。过快的生活节奏和过重的生活压力，令当代人对“文化”这个看起来不那么轻松的词望而生畏。这是一个无奈而悲哀的现实状况，但回首人类文明的进程，哪一段历史没有令人困顿的现状呢？进一步说，又有哪一个时代没有奋起反抗困顿的人群呢？
《晋书·阮籍传》里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时无英雄，竖子成名！把这句话放回原文的语境当中，阮籍实际上是在感慨在他所处的时代，像刘邦、项羽这样白手起家打江山的英雄已经没有了，而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都是无耻的政客，也就是他说的“竖子”。我们现在的文化状况也是如此。不得不承认，如果说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是阮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