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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荀子的说法有可能与孔子的本义还是有所不同，但他的说法对我们理解“君子儒”、“小人儒”还是有所帮助的。
对于“君子儒”、“小人儒”，钱穆先生在他的《论语新解》第142页中说：
或疑子夏规模狭隘，然其设教西河，而西河之人拟之于孔子。其从学之徒如田子方、段干木、李克，进退自有自见。汉儒传经知皆溯源于子夏。亦可谓不辱师门矣。孔子之诫子夏，盖逆知其所长，而预防其所短。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子夏之学，或谨密有余，而宏大不足，然终可免于小人之讥矣。
钱穆先生认为，“儒”本来是一种职业，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教师，后来才逐渐成为学派的称谓。今天我们在分析“儒”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只是分辨“儒”的真伪，却早已没有“君子儒”、“小人儒”的分别了。因为我们会认为，“凡为儒者，则必然为君子”，这是我们对孔子所言产生误解的根源之一，因为他当时所说的“儒”是指行业而言，而不指学派而言。
钱穆先生解释了我们今人产生误解的原因，还为我们总结了孔子所说“小人儒”的两种含义。他的说法不一定对，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孔子话的真义。
或者还有读者会问，既然子夏如钱穆先生所说，还算是“不辱师门”的，那么在《论语·雍也》中，为何会有“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记载？
宋代解经大师刑昺在疏《论语·雍也》时说：“子夏于时设教，有门人，故夫子告以为儒之道。”原来子夏在当时已经学有所成，并且自己开始传授弟子了，这就像今天我们说徒弟“学成出师”了，这时，作为老师的孔子对这位已经成为别人师父的徒弟有所告诫，说你要做“君子儒”，千万不要做“小人儒”。这就像代代相传的箴言，体现的完全是孔子教诲学生的一片苦心。
说到这里，请大家对比于丹的“就是说，你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 ”的解释，可能我们不能说于丹的说法完全错了，但又实在不敢对其解说表示苟同。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蒙混过关”，用一些大而不当的虚话，让别人觉得这种解法也并无错误，至少这种解说没有与文章的原义对立起来。但我们要说的是，学术的尊严在于它的严谨，不着边际的话，只是对学术尊严的挑战。
《论语》所谓“君子”究竟何指（1）
文/杨昊鸥
《于丹〈论语〉心得》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讲述《论语》的“君子之道”，第56页里这样说：
孔子从来不说做君子就要像谁谁谁那样，在孔子看来，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在读本科的时候经历过的一件事。有一次上必修课“明清文学史”，上课的老师问大家读了《红楼梦》有什么看法，先让我说，我的回答很简短：“我认为《红楼梦》的主旨从统摄意义上来看，不是写爱情的幻灭，也不是写家族兴衰史，而是庄子式的那种对有常与无常之别的哀怨。”老师接着让另一位同学发言，他说：“这个小说嘛，写得不怎么样。你说它写爱情吧，也不是写爱情。首先它不像《水浒传》那样反映社会、反映生活。还有，其中也没有一些喜剧性的情节，不好看。我的看法和×××（笔者的名字）同学差不多。”我当即愕然。
这件事情让我很不高兴。这不是因为我认为我说得对，他说得错，或者说我的见解比他高明。我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我的表述和这位同学的意见找不到一丝一毫可以称为“差不多”的相同之处，但他硬要把他的意见强加到我名下，这个我不能接受。
而孔子的憋屈就在于，从现有的生理学常识来看，他不太有可能诈尸起来再和强加意见给他的不肖子孙理论了。
“君子”二字在汉语词汇中再常见不过了，就算不翻字典，不查资料，大家都会对“君子”二字有各自不同、但大体相近的理解。你可以说你认为“君子”是这样的人，“君子”是那 样的人，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说“在孔子看来”君子是指什么，最好还是把孔子自己的话拿出来佐证一下。《论语》中提到“君子”的段落约九十处，至少我是找不出一处与“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这段贺卡体励志话语意思相对应的出处。
如果说“完善内心”和曾子讲“每日三省吾身”从大原则上还多少有那么点接近，“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这些梦呓一样的句子和《论语》捆绑在一起就完全不知所云了。那么，从《论语》原典中，我们究竟能提炼出一个怎样的“君子”的概念呢？
孔子在《论语·述而》里这样说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这一条目对于理解孔子所说“君子”的概念，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条。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君子”和“小人”作为对立的概念常常并列出现，这在《论语》中出现过，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知道描述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参照物越多越容易帮助理解。比如我们说张三比李四高，这是一个参照；如果继续说，张三比李四高，但是比王五矮，这样就令我们对张三的高度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在这一句引文当中，“圣人”和“君子”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参照的。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孔子所说的“圣人”是什么，“圣人”是怎样和“君子”参照起来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作为“圣人”形象出现在现代人视野中的孔子，绝不是一个真实的孔子。所谓“圣人”是后世子孙追认的。最早称孔子为“圣”的，是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孝文帝元宏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在《论语》中，孔子从来没有以“圣人”自居，甚至期望达到“圣人”的境界。这不是孔子的谦虚。如果我们明白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政治设想，就不难明白孔子为什么不能、也不敢以“圣人”自居。
孔子所设想的“周道”和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在理想的社会领袖这个问题上有相近之处。孔子设想的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柏拉图设想的是有德性的“哲人王”来统治城邦。“内圣外王”虽然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实际上可以视做对儒家政治理念的一种解读。它的意思强调，只有当一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已经达到了“圣”的地步，他才能外在地成为一个社会的领袖；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的领袖人物内在的道德修养必须达到“圣”的水准。从现实的角度说，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但也正是从现实的角度，因为“内圣外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巨大，也为促使历代当政者朝着“内圣”的方向努力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和舆论压力。
“圣人”在《论语》之中设定的标准之高，不仅孔子不敢自居，甚至连尧舜这样杰出的人物也当不起。《论语·雍也》中说道：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不仅尧舜当不起“圣人”的称号，在《论语》中孔子就根本没有给出一个可以称为“圣人”的人物供后世参考。
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子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成为了一个借“圣人”之名招摇撞骗的伪圣人。通过《论语》原典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从来就没有希望自己能成为或者希望别人将他看做一个“圣人”。如果他希望借“圣人”之名称王天下，那他就不是一个大哲，而是一个类似于借明教起家的朱元璋，但如果我们看看史书，了解一下孔子的一生，我们就会明白哲人和政客的区别在哪里。东汉学者、思想家王充有感于孔子空有圣德，而没有成就王图霸业，说了这样一句话：“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就是说按照“内圣外王”的标准，孔子编著《春秋》的德行已经可以达到作为一个社会领袖的标准，所以追认他为“素王”，也就是没有功业的“王”。
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言下之意是，“圣人”的标准太高我们难以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君子”在现实的操作上，我们是可以达到的。
这时我们对孔子所说“君子”的概念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从道德修养的层面上不如“圣人”，但又和“小人”泾渭分明。但是这个印象仍然过于笼统。那么在这个笼统的概念下，它的含义是不是和于丹所说的一致呢？
在“君子之道”这个章节中，于丹拟定了这样三条标准：
1善良。
2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3君子是合群的，虽然他内心里庄重、庄严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头却从来不争。
我们逐条来看一看。
于丹在论述第一条“善良”的标准时，引用《论语》的论据是“颜渊篇”中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