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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所以以规模论，则拥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万名学生的太学，在当时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汉代太学至东汉顺帝时已达最高峰，但是这时的太学已不是儒术的最高学府，实际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儒士利用政府权力所把持的一所国立大学而已。
太学与私学的比较
东汉的私学既如此发达，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实往往驾太学而上之。论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论高风亮节的道德涵养，这些私家教授都远非那享有特权的太学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拟。博士声望日低，「游士」声望反而日隆。他们偶游京师，批评朝政，不特「太学生争羡其风」，以为「处士复用」，公卿辈亦均「折节下之」！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里想真正治学的学生，因而也就感觉到太学里的研究科目不够多，学术水平不够高了。且看东汉时最杰出的一位太学生郑玄求学的经过。《后汉书·郑玄传》曰：「玄……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但是郑玄觉得太学里的教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他「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结果还是不满足，且「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这样优秀的学生竞至「三年不得见」，可见当时私家讲学之盛况。康成（郑玄之字）学成东归后，设帐讲学，生徒随亦数百千人。到他七十四岁病死的时候，遗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辕绖赴会千余人」！足见这时私学的学术地位，实非太学所可比。
太学设立之原来宗旨，以近代术语明之，原为研究儒党的「主义」和「思想」。迨至东汉中叶，天下归儒已成定局。各庞大的私立大学之内所谈的和党校所谈的，也是一样的「主义」和「思想」。而私家所谈的远比太学所谈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则太学便失去了学术上的领导地位，但是它在政治上却仍然保留了独霸的特权和荣誉，其为当时极重气节的士林所鄙，自是必然的下场。家君治汉学，尝谓东汉私学起于光武之激励气节，而后「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操，在政治上并无过可言，然渠为一己篡夺之私欲，极力破坏东汉两百年之士风，实罪无可逭，确是千古不磨之论。
在东汉这种士风之下，居学术高位的博士，有时还得不顾学问，替那不学无术而偏要「正坐自讲」的皇帝作御用文人⑥，这与今日大陆郭若沫辈之甘心做「毛泽东思想的小学生」实同样的无聊。因而其时极多有志操的学者宁愿私家授徒，不愿应征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这和今日的情形亦颇相同。
太学没落的近因
太学既失其学术上的领导地位，因而就被士人看成征逐利禄的衙门。太学博士秩比四百石，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各方群起征逐，仕途遂杂。公卿「保举」博士，又多「举不以实」（《后汉书·杨震传》），为真正读书人所不齿，更为落选者及其「保举人」所嫉忌。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在学术风气这样浓厚的东汉，无怪乎有人要废太学、兴辟雍了。
再者太学本身的学风亦江河日下。史言其「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更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后汉书·吕强传》）这种为利禄而学问的学校，学科范围既有限制，教授亦非上品，生员的选拔又充满贵游子弟，「天下英雄」没有自由竞争的机会，因而遗贤遍野，「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衰颓也。」诸葛名言，信其有征。⑦
东汉末叶，太学既去其为国家养士抡材之道，因而真正的人才和荣誉反而出诸士林之内读书人的彼此推重。汉、魏之间因而乃有「月旦评」一类的言论机关出现。名满全国的学人，不是在朝的博士，而是在野的「躬耕南阳」一类的名士了。此风滥觞，魏、晋之际，当朝者惩前代之失，其养士制度遂不再借重太学，而改用士子之间相互评议的「九品中正」制度。至九品制度再生流弊，公平合理的、普遍性的考试制度始正式确立，以迄于今。
今日吾人回顾两汉太学兴衰之史迹，固然太学非不能养士也，良以统治当局见识不足，使本可大有发展之制度失其学术性，失其「天下英雄」自由竞争的方式；使太学卷入政治漩涡，变成少数人把持之局面，为少数人创造特权，而至于失败。史书足以资治，抚今思昔，读史者能不慨然！
注释：
①《汉书·终军传》：「……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颜师古注曰：「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旨京师。」
②《后汉书·孝质帝纪》：「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业。」
③儿宽以郡国选受业博士，贫无子用，尝为弟子都养，见《汉书·儿宽传》。太学生公沙穆，客佣，凭舂，见《后汉书·吴佑传》 。
④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以及东汉大儒郑玄等均出身太学。西汉太学已有学潮，见《汉书·鲍宣传》。后汉学潮更甚，见《后汉书·党锢传》 。
⑤如蔡玄，史言其讲授《五经》，「门徒著录者万六千人」，见《后汉书·蔡玄传》 。
⑥《后汉书·儒林传》载，明帝曾集诸儒「正坐自讲」。《章帝纪》亦载有章帝亲决五经异同。⑦此处笔者所述仅就「制度」二字立论，非言太学无丝毫建树也。汉末党锢之祸时，太学生的表现，何等辉煌，因为太学毕竟是拥有二万多青年的一所大学。
*原载于《中国历代大学史》，台北，
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编印，一九五八年八月再版。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园。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釐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