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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先师」和「素王」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圈，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而清初的「朴学家」，乾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读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 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 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乾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朱（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网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乾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逃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述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