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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不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 ，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佐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独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兔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国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〇〇）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〇〇）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币同型」（mon 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 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 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