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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页五〇，编号一〇〇七，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嫩，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文革时与老舍同一命运，被斗而死）。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不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然小书卒未杀青，残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总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著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当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它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Hat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s M。 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 ，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 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来，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May 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 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三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载，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辱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课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作「师夷之长技」；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词语）。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过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