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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最早且最具传奇性地报道中山收受这项秘款（现金）的情形，则载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重庆，一九四四）第二集页五九～六〇。
（66）据国民党元老，亦是上海报界耆宿，终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先生于五〇年代详尽告诉我，第一次大战期间，国民党领袖戴季陶、蒋介石、阵果夫等均在上海从事股票交易。笔者曾代潘氏撰其片段回忆，亦提及之。见潘公展，载《生活》半月刊（纽约，一九五六）九月一日第一二二期。笔者手边并有一残卷《蒋委员长传》（文化励进社编，上海作新书店出版，一九三九）页四八，记载民国十年蒋见孙时「却设法捐助了百万巨金……总理马上命部下赶办军需给养……」云云。此书长四九〇页，为一亲蒋巨著，出版于蒋氏极盛之时。捐「百万巨金」这一故事从何而来？相传蒋公亦尝于第一次大战期间在上海任股票经纪，获利至丰云。
（67）上引韦慕庭前书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之报告 USDS 893。 00/2707 号，美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S。Heintzlman）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向国务院报告：据广东督军阵炳焜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一百五十万银元。孙以五十万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三十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同书亦引《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版）下册页六二五（韦书误为六七七页）。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欢宴程璧光于上海哈同花园。六月二十七日孙乃饬人送交程军费三十万元，以为护法进行之需。此项赠送，国民党史料无考。《年谱》编者乃取之于莫汝非著《程璧光殉国记》第三章，以之与《革命逸史》相印证，则该款为德人所赠盖已无疑。据德档，岑春煊其时亦收德款一百万元，而孙、岑等后来所组之「军政府」仍对德进入战争状态（九月二十六日）。德国可说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在广州非常国会之议员共九十一人，中山以八十四票当选为大元帅。
（68）当时中国海关为外人所控制，所收关税悉用于对列强之赔款。如尚有余，谓之「关余」，则为中国政府当道者争夺之对象。孙中山既于一九一七年九月成立「军政府」于广州，对外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乃派「外长」向海关争关余，然多为英人所拒。见韦著前书页一八五～一八六。
（69）见注（54）。
（70）孙中山先生无疑地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领袖。为国为民，奋斗终生，死而后已。笔者此篇所论。只是以行为与后果为着眼点，个人动机固不在讨论之列也。中山自己说得好：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等到大家都争着来「管」，而相争之人又都是些勾心斗角、私心自用的武人和政客。在这种风云诡谲的政海波涛里，「正心诚意」的好好先生是绝对无份的。既是为着救国救民，也只好不择手段了。所谓「小德出入可也」。孙公逝世后，他的老友梁启超对他的评话就值得史家深思之。梁曰：「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业（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力（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合（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去了。」见《孙中山评论集》页九三。可惜梁氏在孙公死后四年也去世了。他如活到今天，将人比人，恐怕又要与「昨日之我」挑战了。
（71）中国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死后身被恶名的，除秦始皇、魏武帝（曹操）、隋炀帝等少数人之外，恐怕就是袁世凯了。袁氏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暴毙之后，笔者不学，还未读到过一篇甚或一句史家为袁氏辩冤之辞。只有顾维钧先生于其回忆录中说，袁氏初非大恶，只是知识不够，为迷信及家人误导而背叛民国。治史者作诛心之论，称所谓「洪宪六君子」为帮凶，其实他们也可能有感于议会政治不能行于中国而发生失当的反动，其动机未必就是专为个人利禄打算也。
（72）吾友郅玉汝教授曾对古德诺所谓「劝袁称帝」这段公案有极深之探讨，对古氏亦甚不谅。见郅玉汝讲。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七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七）页一二三～一六六。笔者亦尝自美国国务院档案中觅出古氏给袁氏之保陈原件。读之深觉古氏被「帝制派」所栽赃。古氏之原意是：一、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头政治；二、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至少较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为佳（未及帝制也）；三、当时中国尚不能民选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遴选为佳，亦即国民党当年的旧政协与今日大陆之政协方式也。当另论之。
（73）正因同盟会时代这一阶段政治运动的主题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袁世凯既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拥护民国，因此主题完成，革命再无必要，劲头顿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形势。也是当年国民党内外所一致公认的形势，包括中山自己，非张謇、严复等少数人之意也。（参见前引李剑农《政治史》上册八、九讲章）事实上，收拾那时的残局，也只有袁有此安定力。中山连其党内之纷乱也无法统驭，财政更临绝境，遑论全国。甚至胡汉民都劝他让位予袁。但是中山毕竟有个时散时合、新陈代谢的「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政策虽时在变动，而中山由于有百折不挠的个性，故始终保持了中国第一位革命家的地位。于是，在其党内的地位与日俱增，权力与日俱大。等到「中国国民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支持之下改组时，他竟在党内享有「最后决定权」。国民党乃由一个普通政党转为一个独裁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胡适所说的「甲式政党」和「乙式政党」之别了。见杨承彬著《胡适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务，一九六七）页一五二。中山由于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坚信其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绝对真理，所以机缘一到，他便东山再起了。
（74）据蒋永敬教授估计，辛亥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数不过六十二万港币（约三十一万美元）。而郑宪教授之估计则更低于此数。吴相湘教授则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四五）。又说：「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至外人对革命的援助，并不具重要性。」（同上，页六四七。吴的话是根据张玉法教授等之研究报告，张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吴之综合报告，见上引孙传第二篇第十七章。）
（75）中山对帮会时有微辞，但指名批评金山致公总堂则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邓泽如书。信中有一段说：「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固，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款」云云，见邓泽如珍藏《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迹影印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广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见首卷。
（76）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前书及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四两编。
（77）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后再图大举。见李剑农前书下册页五六五～五七四，并参阅康白石著《陈炯明传》（九龙，文艺书屋，一九七八）联省自治章。康白石为笔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散见《努力周报》；亦亲闻于胡适自述。
（78）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孙氏自己招徕之「客军」所盘踞。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对之亦无可如何，并见注（76）。
（79）据陶菊隐言，孙公认为反桂之炮声一响，省内粤军便会蜂起驱逐桂系军阀。孰知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见上引陶书第四册页六七～七〇。又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三二〇转引邵元冲文。
（80）此节笔者所论只是「行为」而未及「动机」。作「诛心之论」，现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则自当别论也。
（81）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诸侯数十人，然后强凌弱，众暴寡，诸侯渐次减少，终至定于一尊，这是传统的「分久必合」的程序。此一程序在现代史上更形复杂，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脱旧套。
（82）「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蒋中正函，影印手迹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页一九三～一九四。其实，孙公于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理·佐治（或译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见《国父全集》第三册；吴著孙传页一〇五七）亨利·乔治是议会政制下的社会改革家也。孙公舍弃乔治而服膺列宁，实是「二次革命」之后，彼之思想进入另一阶段，已与「列宁主义」暗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