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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推行于比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〇四〇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端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不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颠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
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卫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灭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〇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
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未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臣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她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三十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弒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
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拳乱中的枢纽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的「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