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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基辛格，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〇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籍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四、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〇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
「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比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