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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一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訢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椿「弒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 ·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籍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
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是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千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学位典礼中的宾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
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伙；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著，赫德回忆录，R。 C。 Forsyth与A。 H。 Smith 等人的著作和汉译Bertram L。 Simpson而化名B。 L。 Putham Weale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使馆幸存，首都沦陷
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五十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她不愿告人的动机 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