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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乐丽波普看到H。M。举起两个拳头，连忙示意。
“怎么样？亨利爵士？”
“不否认，庭上，”H。M。说，“我们承认这是检察总长在这个案子里唯一未经他人协助就发现的事。我们也承认斑马身上有黑白条纹而土狼会嗥叫。不必再提来比较一下土狼和——”
“动物学的问题与我们无关。”法官包德金大人眼皮都不眨一下地说，“请继续，亨利爵士。”
“土狼——我说到哪里去了？啊，我知道了。各位陪审员，”H。M。把两手撑在桌上继续说道，“检方把这个案子提给各位时有两个要点，他们对各位说：‘如果不是被告犯下这个罪行，那是谁做的？’他们也说：‘不错，我们提不出任何动机；但因此动机想必非常强烈有力。’以这两点来作为基础，对各位继续讨论是相当危险的事。他们的成案基础居然是一个他们找不到的犯人和他们不知道的动机。
“我们首先来看看动机的问题。他们要各位相信被告在口袋里带着一把实弹手枪到艾佛瑞·胡弥先生的家里去。为什么呢？哎，负责侦办这件案子的警官说：‘一般人通常不会随身带着武器，除非是他们认为可能会用得到。’换句话说，也就是委婉地要各位相信被告去的时候就有了谋杀艾佛瑞·胡弥的意图。可是为什么呢？作为婚姻生活的前奏，这未免有点手段太过激烈了吧。而且是什么事让这小子有这种打算的呢？各位所听到的唯一件事就是那一通电话——我要提醒各位，在通话的过程中没有说过一句难听的或是火气大的话。‘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你能不能在六点钟到我家里来一趟’等等云云。他有没有对被告说‘我要制得你服服帖帖的，你这该死的东西’呢？他并没有。他是对着已经挂断的电话说的，他是在自言自语。被告只听到——所有的证人也说他只听到——一个冷淡而一本正经的声音邀请他到那栋房子去。而检方要各位相信他因此抓起了别人的手枪，满脸杀意地冲到那栋房子去。
“为什么呢？检方暗示说被害人听到关于被告的一些坏话。各位并没有听到那些话是什么；你们只听到说他们没办法告诉你那些话是什么。他们只是说：‘无火不生烟，事出必有因。’可是你们甚至连烟都没听说，他们完全提不出任何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艾佛瑞·胡弥突然做出好像疯子的行为。
“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可以。”
他毫无问题地抓住了他的听众。他的话说来轻松随便，两拳插在腰间，两眼由眼镜上方炯炯有神地瞪着。
“那些事实，在这个案子里的实质证据都没有问题，我们要问的是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我们要让各位看到被害人有那种言行的原因；我们要让各位看清楚那和被告毫无关系；我们要提出的是，整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刻意陷害我当事人的一个陷阱。检方无法对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提出任何动机；我们可以。检方无法告诉你们神秘失踪的那一大截羽毛到哪里去了；我们可以。检方无法告诉各位，除了被告之外，其他人怎么可能行凶；我们会告诉各位。
“一分钟之前，我说过这个案子提给各位的重点是：‘如果不是被告犯下这个罪行，那会是谁做的？’可是你们不能对自己说：‘很难想象这不是他干的！’如果你们有这样想法，你们就必须将他开释。可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仅只证明对他的罪行有合理的怀疑；我们的意思是要让各位看到他的清白无辜没有任何合理的怀疑。哼，哎呀——”
在H。M。把脖子伸出去的时候，乐丽波普警告似地挥舞着那张奇怪的打字文件。
“好啦！好啦！——换句话说，你们会听到另外一种说明。哎，如果说被告没有行凶，那么真凶是谁的问题，不能由我来说。那不在我辩护的范围。可是我会让你们看到一支羽毛的两小截，藏在一个明显到做这次眼花缭乱大搜查的人都没想到去看的地方；我也会问你们真正认为艾佛瑞·胡弥死的时候，凶手站在什么地方。你们已经听过了很多的看法和意见，你们听到说被告有邪恶的狞笑和古怪的行为：起先他们告诉各位说他紧张得连帽子都拿不住，接下来他又变得冷酷而无情地在抽烟；不过为什么这两种行为很可疑，就不是我这简单的头脑想得通了。你们听说他怎么起先威胁胡弥说要杀他，然后胡弥又怎么起身把门闩上，好让他更方便行事。你们也听说了他可能做了些什么事，大概做了些什么事，还有哪些是他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做不到的事。现在，就如陀斐特【Tophet 典出《圣经》中《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卅一节，陀斐特是在欣嫩子谷建的邱坛，在火中焚烧幼童献祭，从而引中为地狱或罪行之意。——注】燃烧的号角，是你们该听到真相的时候了——我传被告作证。”
H。M。大口喝着一杯水的时候，在被告席上的其中一位法警碰了下安士伟的手臂。被告席栏杆的门锁打开，法警领着他走到另外一边来，他走得很紧张不安，经过陪审团时也没有看他们。他的领带因为一再用手摸弄而有些松脱；而他的手还不时地会伸到那里去。我们又有机会来细看一个受煎熬的人了。安士伟的浅色头发边分；他的五官端正，看来想象力丰富而敏感，倒并不见得非常聪明；而除了摸领带和微微动动他很宽的肩膀外，唯一的动作就是抬眼去看证人席的顶盖。顶盖上面隐藏着一面镜子，是从当年当做聚光用的工具时遗留下来的，那面镜子好像常常让他入迷，他的两眼看来有些凹陷，目光呆滞。
尽管H。M。态度很粗鲁——他喝水的声音就像在漱口——我却知道他很担心。这是这个案子的转机。在这段时间里，被告在证人席（通常要一个小时以上，有时还会是一整天）的每一秒钟命运都控制在他自己的嘴里。他要是个好人，在等着他的严酷交互询问面前不会迟疑畏缩。
H。M。的神态极其轻松。
“哎，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詹姆士·卡普隆·安士伟，”对方回答道。
虽然他的音调很低，几乎听不清楚，声音却突然岔开了，他转过头去清了几次嗓子，然后有点尴尬地看了看法官。
“你没有工作，住在公爵街二十三号？”
“是的，我是说——我住在那里。”
“在去年十二月底左右，你是不是和玛丽·胡弥小姐订了婚，准备成亲？”
“是的。”
“当时你是在哪里？”
“上索塞克斯郡富瑞安的施东曼夫妇家里。”
H。M。慢慢地引导他谈到那几封信的事，可是并没能让他轻松下来。“在礼拜五，也就是一月三日，你是不是决定第二天要进城来？”
“是的。”
“你为什么决定这样做呢？”
一阵听不清楚的低语。
“你一定得大声说话，”法官语气犀利地说，“你说的话我们一字也听不见。”
安士伟四下环顾，可是他眼中那呆滞而沉郁的表情始终没变。他很费力地找到了他的声音，似乎话讲到一半才想清楚事情：“——而且我想要买个订婚戒指，我还没有戒指。”
“你想要买一个订婚戒指，”H。M。重复了一遍，始终带着鼓励的语气，“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走这一趟的？我是说，是在礼拜五的哪一段时间决定的？”
“礼拜五晚上。”
“啊哈。是什么事让你想起走这一趟呢？”
“我堂哥雷金纳那天晚上要进城来，他问我说要不要替我买一个订婚戒指。”停顿了好久。“我这才第一次想到这件事。”又停顿了好久。“我想我应该早点想到的。”
“你有没有告诉胡弥小姐说你要进城？”
“当然说了，”安士伟回答道，脸上突然有一抹很奇怪的笑意，但立刻就消失了。
“你知不知道就在那个礼拜五晚上，她打了通电话到伦敦去找她父亲？”
“不知道，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是后来才听说的。”
“你是在她打这通电话之前还是之后决定第二天进城的？”
“之后。”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
“怎么样？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对方好像松了口气似地说，“她说她要写封信给她父亲，她就坐下来写了。”
“你有没有看过这封信？”
“看过。”
“在这封信里，有没有提到你在早上会搭哪一班火车？”
“说了，是九点钟由富瑞安站开的班车。”
“车程大概是一小时又三刻钟，对吧？大约如此吧？”
“是的，是快车。不像去契赤斯特那么远。”
“信上有没有提到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呢？”
“说了，十点四十五分抵达维多利亚车站。玛丽自己要进城的时候都是搭这班车的。”
“所以他对这班车相当清楚了，呃？”
“想必很清楚。”
H。M。让他有很充裕的时间回话，而且很细心地照顾着他。安士伟始终一脸呆滞而沉郁的表情，常常一句话开头说得很清楚，可是后面就含糊了。
“你到伦敦之后做了些什么事？”
“我——我去买了个戒指，还有些别的东西。”
“然后呢？”
“我去了我住的公寓。”
“你是什么时候到那里的？”
“大概是一点二十五分左右。”
“死者就是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吗？”
“是的，大约是一点半的时候。”
H。M。俯身向前，拱起了肩膀，伸开两只大手撑在桌上。同时被告的手开始抖得很厉害，他抬眼看了下头上顶盖的边缘；好像他们正要达到什么高潮，那里的线不能拉得太紧，否则就会断掉了。
“呃，你听到证人说死者在那天早上已经打过好几次电话到你的公寓去，都没有人接听的事吧？”
“是的。”
“事实上，他早在早上九点就开始打电话到那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