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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轻柔平和的声音插了进来。“我还是不明白，你认为被告吃了药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吗？这是我们在问的问题。”
“不是的，庭上，这样就太过臆测了。”
“为什么这样会太过臆测呢？”
“庭上，嫌犯告诉我说那个药，不管那到底是什么。他吃下去的时间是六点十五分左右。我一直到将近八点的时候才对他做检查。如果说他真吃了什么药的话，药效也大部分消退了。不过，胡弥医师是在七点之前检查他的——”
“胡弥医师的意见并没有提出来给我们，”法官包德金大人说，“因为这件事很重要，我希望这点要讲清楚。如果说那个神秘的药物药效会大部分都消退了的话，我想你也没有立场来多谈这一点吧？”
“庭上，我刚说过我只是提出一个意见。”
“很好，请继续，亨利爵士。”
H。M。显然非常高兴，转到其他问题上。
“史托京医师，这里还有一件事你也说不会是那种情形，几乎完全不可能：我是说关于那支箭可能是射出的说法。我们来谈谈尸体所在位置的问题。你接受被告的说法，也就是说最初尸体是向右侧卧，面对书桌的侧面吗？”
那位医师冷笑道：“我相信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检验被告的说法，而不是加以接受。”
“看来不见得是所有情况下都如此。没错。可是你是不是能勉强自己同意特定的那一点呢？”
“可能。”
“你知道任何与这个说法矛盾的证据吗？”
“没有，我不能说有这类情形。”
“那，纯粹只是讨论一下。假设死者原先站在书桌的旁边——这样也就是（请看你手里的平面图，在那里）面对着房间那边的小柜子。假如他弯下腰来看书桌上的什么东西。如果，就在他弯身向前的时候，那支箭从小柜子那边朝他射了过来，会不会像这样射进他体内？”
“有极少的可能。”
“谢谢。没有别的问题了。”
H。M。使劲地坐了下来。检察总长再度提问时相当简略。
“如果事情发生的经过真像我这位饱学的朋友所说的那样的话，”华特·史东爵士说，“那还会有挣扎打斗的迹象吗？”
“我想不会有。”
“你想就不会发现有弄皱了的领子领带，弄乱了的上装，弄脏了的手，还有右手掌上的伤口了？”
“不错。”
“我们能相信手掌上的伤是由于想在空中抓住向死者射来的箭而造成的吗？”
“以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你认为有可能是一个凶手，配了一把很大的十字弓，藏身在小柜子里吗？”
“不可能。”
“最后一点，医师。关于你是否够资格来谈论被告有没有吃药这件事：你曾经在普瑞德街的圣普瑞德医院任职二十年吧？”
“是的。”
医师获准离开证人席，接下来检方传唤了他们最重要的证人——哈利·恩奈斯特·莫特伦。
莫特伦警探起先一直坐在律师席上。好几次我注意到他，却不知道他是谁。莫特伦警探脚步缓慢却很稳健，在态度和言词两方面都很小心谨慎。他比较年轻，最多不过四十岁；可是他答话时的平顺，从来不显匆忙地太快说出回答的话，在在显示他有过出庭的经验。他笔挺地站着，神态好似在表示：“我并不特别喜欢把绞索套在谁的脖子上；可是我们也不要听什么胡说八道的事；谋杀就是谋杀，越早消灭一个罪犯，就对社会越有好处。”他有一张国字脸，鼻子很短，整张脸有些平板，而他两眼的表情看来如果不是非常凌厉，就是他需要配戴眼镜了。一副干干净净顾家男人的神气，在保护社会，深入法庭。他以响亮有力的声音宣了誓，然后用他那凌厉或是近视的两眼盯着律师。
“我是伦敦大都会区警局的分局警探，一月四日那天在听到报案之后，就动身前往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于傍晚六点五十五分抵达。”
“接下来的情形如何？”
“我被引进到一个称为书房的房间，见到了被告和傅来明先生，管家，还有哈德卡瑟警员。我问了后面那三个人，他们把现在已经在庭上所做的证词告诉了我，然后我问被告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道：‘要是你肯把这些残忍的家伙弄出房间去的话，我就会试着把经过情形告诉你。’我请其他的人离开房间，然后我关上房门，在被告面前坐了下来。”
警探所引用的被告供词几乎和检察总长在开场白时所宣读的一模一样。在莫特伦用平淡的语气重复说出的时候，听来更加空洞而简略。在说到威士忌酒里下了药时，华特爵士插进话来。
“嫌犯告诉你说死者给了他一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说他喝了一半，然后把杯子放在地下吗？”
“是的，放在他的椅子旁边。”
“我想，莫特伦警探，你是个绝对戒酒主义者吧？”
“是的。”
“那，”律师非常温和地说，“嫌犯的呼吸里有没有任何的酒味呢？”
“一点也没有。”
这件事情这么明显，这么简单，使得我相信检方一直保留着当做是会语惊四座的重点。这果然有效，因为这是个很实际而平常的论点，让每位陪审员都能了解。
“请继续，警探。”
“他做完供词之后，我对他说：‘你知道你告诉我的这些话不可能是真的吗？’他回答道：‘这是个陷阱。警探，我可以向天发誓我遭到了陷害；可是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所有的人都那么坏，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冲着我来。’”
“你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据我所知，他说的是屋子里其他的人。他和我说话并不困难；我觉得他很友善，甚至很热切。可是看来好像他对那一家里的每一个人，或是这一家人的朋友，只要接近他的，他都抱有强烈的怀疑。然后我对他说：‘要是你知道门是从里面闩住的，窗子也都上了锁，那怎么可能有谁做得了你说的那些事呢？’”
“他听了这话之后怎么说？”
证人似乎有些困扰。“他开始谈起侦探小说来，还有怎么样可以从外面把门窗锁上的方法——用一根绳子或是铁丝，这一类的事。”
“你也看侦探小说吗？警探。”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任何像他说的这些方法吗？”
“呃，我是听说过一两个；如果运气很好的话，也可能可行。”莫特伦警探看来有些迟疑，也有点抱歉。“可是在这个案子里，全都不可能用得上。”
在律师的手势下，用做证物的那两扇窗子的遮板又给拿到了前面，这回连门也拿上来了：一块结实的橡木板，装在一个门框上。
“我知道就在那天晚上，在警佐雷伊的协助下，你把遮板和门都拆了下来，带回警局去做实验，是吧？”
“是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些方法在这里都用不上？”
这还是那套老话，可是在莫特伦说明之后，却像“老贝利”本身一样，不但实在，而且难以打破。
“在你问过他有关门和窗子的问题之后，警探，你又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问他会不会反对我搜他的身。我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坐着——注意到他大衣底下右边后面的口袋里鼓鼓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没有这个必要，我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打开大衣，伸手到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
“把什么交给你？”
“一把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装满了子弹，”证人说。
08 老熊还没有瞎
一把点三八口径、魏百里·史考特牌的自动手枪送上来加以检查和指认。我们后面有人开始轻轻地哼唱起“哦，谁会和我同游高原？”只不过把歌词改成了“哦，谁会说他清白无辜？”怀疑的气氛浓到几乎让人触摸得着。这时候，我正好在看着雷金纳·安士伟，那个被告的堂兄似乎第一次对证物感到兴趣。他很快地抬头看了一眼；可是他那张阴郁而好看的脸上除了傲慢的神情之外，没有其他的表情。然后他又继续玩着律师席桌上的那个玻璃水瓶。
“这就是那把他藏在口袋里的手枪吗？”华特·史东爵士追问道。
“是的。”
“嫌犯对于他来谈未来的婚事时，为什么在口袋里带着这样一件武器。怎么解释呢？”
“他否认那把枪是他带来的。他说那想必是他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放在那里的。”
“想必是他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放在那里的。原来如此，他能指认那件武器吗？”
“被告对我说：‘这个我很清楚，这是我堂哥雷金纳的枪，他不在东部的时候，有时会住在我的公寓里，我相信我最后一次看到这把手枪是一个月以前，在客厅桌子的抽屉里。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了。”
在有关检查那个房间的事做完漫长而很有说服力的证词之后，证人准备做结论。
“从这些证据，你对凶案如何进行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结论呢？”
“由那支箭从墙上扯脱的样子看来，我认为那是由右向左拉扯，而手握箭杆的位置就是留有指印的地方。这也就是说把箭拉扯下来的人站在房间这边，有点靠小柜子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推论是死者绕过了书桌，由左侧跑向前方，以逃避刺杀他的人——”
“换言之，也就是让书桌隔在他自己和凶手之间。”
“是的，正是像这样，”莫特伦警探同意道，一面将两手围起，移动着来说明，“我的结论是凶手接着从书桌前面绕过来，然后是一场打斗，死者站在很靠近书桌的位置，面向小柜子。在挣扎之中，那截失踪的羽毛断裂了，而死者的手掌也受到割伤，然后被害人被刺中，侧倒下来，两手弄脏是因为他——他死前抓着地毯。我相信这就是经过情形。”
“还是说他可能去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