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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娴垂下头，沉默了一会，深沉地说：“原来我的心可乱了，”要说对他没意是假的，可是想又不敢想，不想又乐意想。
如今总算定了心，对水山哥……“她顿住口，脸红了。”怎么样？“
淑娴瞥女伴一眼，咬着嘴唇不言语。
春玲拉着她的手，催促道：“说呀！”
“你……叫我……说什么呢？”淑娴口吃着。
“你爱不爱他呀？”春玲紧看着她，摇着她的手，“淑娴姐，难道还瞒我吗？”
“唉！春玲妹，我比不得你有能耐，我可笨哪！”“你可真有意思，这不是干干脆脆的事吗？我问你，你心里爱不爱水山哥？”
淑娴点一下头，脖颈都红遍了。
春玲带笑道：“这不就得了。好！淑娴姐，你没挑错女婿，水山哥真是个好样的，我盼望早点吃你俩的喜酒。”“春玲，看你说得多轻巧呀！”淑娴打断她的话，脸色也变得沉重起来。她顾虑重重地说：“单面锣打不响，我对他是有心，可谁知人家对咱有意没有呢？这些日子我存心和水山哥照面，可是他对我和对别人一样，净只说些工作上的事，打反动派的道理。前些天我给他做的褂子，到今天也没见他穿。我心里难过，玲妹，莫不是人家嫌我长得不俊？不是干部？工作不强？家庭不好？有意不理我？”
春玲听着，黑亮的大眼睛闪了几下，想了想，说，“是呀，淑娴，事情不简单。爱人嘛，要两个人相互都爱才行，不然就算不得什么夫妻了。水山哥这个人，一心都在工作上，别的事他想得少，还没留意你对他的情意，这在他是常理。你不要着急、难过，只要你肯进步，把工作干得更好，多和他接近，使他觉出你的好处，明白人铁心，感到你的情——到那一天，不用你那口，他就会找你啦！”
淑娴的脸上渐渐露出喜色，深舒一口气。接着又转喜为悲地说：“春玲妹啊，这事的关卡多啦！水山哥真要我了，俺大爷他……”
“他？”春玲情不自禁地叫起来。好开始有些发懵，接着面前浮现出老东山的冷若冰霜的脸面，脑后的小辫子……姑娘的心间冲进一股冷气。但春玲马上把手有力地一挥，尖细的两眉一耸，不在乎地说：“淑娴，这个更不必放在心上。我也明白，东山大爷很难答应你和水山哥亲，也许他死也不答应，因为这太不对他的味了。可是，咱们是解放区，新社会，婚姻自主，别人包办不得，更不能向顽固派投降！淑娴，只要你自个拿得稳，挺住劲，东山大爷再怎么凶，也不能行你怎么样，咱们有人民政府哩！”
“说是这末说，事情真落到头上，就难啦！”淑娴忧心忡忡地叹道。忽然鼻子发酸，眼里出现了泪花，呜咽地说：“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我命苦，爹妈死得早，跟着人家过日子……唉，也恨我养就张薄面皮，性子象水一样软……唉！要是我有象你那样一个家呀……玲妹啊！该有多好呀！”泪水滴过她那丰满的腮。
“快别这末着，淑娴！叫人看见笑咱。”春玲急忙掏出手绢送给她，“把泪擦干净，快！”
淑娴擦去泪水，二人挑起饭担子，重新上了路。春玲以硬朗的声音鼓励女伴道：“世上无难事，贵在有心人。淑娴哪，把性子挺硬些，只要做得对，谁也阻挡不了！来，咱们唱歌，把悲愁赶跑。唱呀！”春玲放开了喉咙。
淑娴起始不唱，却经不住春玲那妩媚的眼睛的引逗，也随着唱起来。于是，春景如画的田野上，又扬起动人的歌声。
曹振德和他互助组的人们天刚亮就下了地，到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已经种上两亩多玉米。曹振德掌着犁，牲口驯服地稳步走着。振德的眼睛象害病一样发红，擦的回数少了，眼角就糊上眼屎，这是长期的村干部生活所造成的。当村干部看起来管的范围不大，仅仅一村百多户人家，但其中的单位却应有尽有，工作种类五花八门，每家就是一个经济单位，各自独立。曹振德自一九四三年当上指导员——党内的支部书记，已经养成熬夜的习惯，有时，那一晚上没有事，反而觉得少了什么，很不舒心。
当村干部不脱离生产，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和照顾，完全是对革命尽义务。除了繁重的工作，还要种自己的庄稼，和群众一样分担给烈军工属代耕，出各种公差勤务。为此，一般说来，大多数村干部的生活比一般群众要差些。当然，除去为工作耽误生产的原因，还因为当干部的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的关系。
曹振德的家庭也是如此。早先他们住在昆嵛山里给地主看山峦，放柞蚕。有年大旱，桲萝不旺，茧收得不到地主规定的数字，振德又是血性刚烈的青年，和地主二少爷打了架，为此，被东家赶下山。老父亲领着一家人逃到黄垒河南岸来找振德的本家哥哥曹冷元。振德和父亲租种了几亩地，加上振德媳妇勤奋纺织，俭省理家，总算把日子糊弄住了。父母故后，剩下振德夫妻携儿带女苦度生涯。抗日战争的烽火在这里烧起来，继大女儿春娟之后，振德和二女儿春梅参加了共产党，大儿子明强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春梅现在是本区的区委书记，明强仍在部队战斗。春梅的丈夫是本县县委的组织部长。
随着解放区的巩固扩大，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曹振德的日子也有了起色。每次分配救济物资和斗争果实，他几乎没要过。有时别的干部背着他给春玲、明轩东西，但就连小明生也摆着手说：“俺不要，俺家不用！大叔，送给别人家。”人们都以为是振德叮嘱过他的孩子，其实他从来没嘱咐过。父母的行动对子女的影响，比千言万语要强烈有力得多。去年土改分地时，振德拣了最薄最边远的几亩，受到区上来的老赵的批评后，他才接受了一亩多粮食地。然而振德的生活过得还不差，从不断粮挨饿。
振德的劳动劲头是惊人的，庄稼种得赶得上全村种地最好的老东山家。他是全县闻名的劳动模范，地瓜、谷穗在区里展览过几次。可以说，村干部之中指导员的工作最重，误工最多，但这妨碍不了振德的生产。他夜里经常工作至大半夜，躺在炕上打一个盹，鸡叫头一遍就起床下地上山了。赶天亮村人上山时；他已干了顶别人一上午做的活计。他家的孩子，就连最小的明生在内，都是有空就参加劳动的。上区开会，振德总是带着拾粪的工具，拣不到粪，就在村头挖一篓黄泥倒进猪圈里。明轩上外村读高小，也要完成这个任务。
俗话说，累死十个庄稼汉，抵不上一个精明媳妇。家里女人对粮米油盐炊事针黹之计的操理，对生活常常起重大的作用。穷媳妇知米贵。振德妻子正是从贫苦的日子里熬出来的，有几斤米也能过得接下新谷来。姑娘是母亲的影子。春玲继承了母亲的这个特点，平时全家没吃过一次细米饭，逢上节日，也多是做点好的给父亲、弟弟吃，她自己咽粗饭食。正为此，虽然他们每人只有平均一亩多一点的还多是贫瘠的土地，还时常能超过规定多纳一些公粮。
犁到地头，振德喝住牲口，向四外看了看。虽然有雾，他看不清什么，而且也不用从那大多是老人和青年女子的声音上去分辨，他心里早已不知想过多少次，全村能参加生产的男劳动力太缺乏了。
从抗日战争开始，尤其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以来，一批批青年走上了前线，而长年不断地送公粮、抬担架等支前任务，更是天天有。参加生产的人，除去一些四十岁开外的壮年、老年人，主要劳动力是青年妇女了。去年因春旱夏涝，缺少劳动力，造成严重的减产。今年的春耕春种，还幸亏上级从地主家清算出的浮财中拨给每村一部分，用来买了些牛、驴，加上从地主家里没收来的牲口和农具，使生产的力量大大加强起来。
振德的目光回到他们这个互助组上。他们一共是四家，就有三家烈军属。除振德和冷元外，玉珊的哥哥是去年参军的，家里只剩她一个姑娘能参加生产；而冷元的二儿子吉禄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担任支前勤务；唯一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是村里著名的“瞎”新子——夜盲眼。振德心里紧张地想道：“再不能走了！剩下的那几个青年，应付支前任务还吃力，人再走，生产就垮了。”可是他转念又想：“不，还要走。看样子军队还是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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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呀，怎么俺春玲姐还不送饭来呢？”玉珊提着盛种子的小篮子走过来，向振德说。
“饿啦？”振德微笑着。
“我倒不要紧，是肚子咕噜咕噜直‘打雷’。”她俏皮地两手卡着肚子，“春玲是不是把咱们给忘啦？”
冷元放下撒完的粪筐，摸索着烟袋，笑笑说：“不用急，春玲不等你‘下雨’就来啦！”
玉珊侧耳一听，喜欢道：“嗬！她真的来啦……”
“在哪？我怎么看不到！”新子用力睁大眼睛张望。玉珊忍住笑，指着叫：“在那里，在那！”
新子还是说看不到。冷元被逗笑了：“新子，她耍弄你眼睛不好使。”
新子不服气：“我眼夜里瞎，白天好好的！”
“那末，只到夜里才叫你瞎新子哪！”玉珊大笑。“尖嘴闺女，瞎新子是你叫的吗？”新子抓住玉珊的头发，“快说，在哪？”
“嗳呀！不敢啦！不敢啦！”玉珊尖声求饶，“大叔、大爷！快救救我呀！”
振德笑着吩咐：“快说实话吧！”
“我说，我说！”玉珊叫道，“我是听歌听出来的。”
冷元抽着烟问：“好几个人唱，你怎么听出有春玲在里面？”
“那还听不出来？俺玲姐唱的又清又脆，又响又亮，和敲钟似的，不听也得听，歌自己住你耳朵里钻，聋子也听得”玉珊兴致勃勃地说，忘记头发还被人揪着，又想起什么转朝振德问：“咦，大叔，听说春玲的名字和她的嗓子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