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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凌鸿勋还十分重视实验与实习。凌鸿勋充分认识到了这两个环节的重要性，因此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地扩充实习、试验用的设备与仪器。学生经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习、实验训练，不仅理论知识更为巩固，而且动手与管理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在交通大学，参观也是一个与实习、实验相提并论的重要教学环节。为此，由凌鸿勋提议，教务会议通过了《学生参观旅行案》，从而开有组织、有计划社会实践活动之先河。
再次是推动学术研究。1921年起学校的科学研究初步兴起，学术空气骤然加浓。
1926年6月，“为研究高深的学术与促进科学及技术的实验”，凌鸿勋筹划设立了工业研究所，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工科大学研究机构。研究所成立之初，由于经费难筹，设备欠缺，凌鸿勋遂向中华教育基金会吁请补助，筹得十一万元。有了这笔启动资金之后，学校的科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国内各公私机关委托试验研究的项目源源不断，研究所都一一承办，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
从1926年到1936年间，工业研究部共完成三十八个项目，经济研究部完成十六个研究项目，此外，完成社会各界委托试验的各种材料一千五百件次。
凌鸿勋创办的工业研究所，对于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质量和素质提供了一种新的体制，也对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的体制化具有示范和促进之功。
英、法、德、美等国的科学研究的重大转折，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德国的一些大学首创了研究实验室，而德国科学的体制化最终以在大学里普遍建立起现代科学实验室制度而告完成。
在精研学术、辅助实业的指导思想下，**各试验室先后利用教学之余，与一些工厂签订合同，进行一些商品、产品的性能测试及技术鉴定等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逐步兴起，并日益活跃，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如1926年，受孙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处委托，进行几种水泥、石料及三合土的性能分析及比较研究，以供建造中山陵选用。还和中国工程学会合作为无锡利农砖瓦厂进行产品性能测试工作。化学试验室受江苏实业厅委托，试验研究爪哇运来的酒精能否掺入国酒，以充饮料等。在建校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举行工业展览会，除征集中外机械及仪器外，还另铺小铁路一条环绕校园一周，用小机车牵引几个小车厢行驶，每天参观者达二三万人，实开当时风气之先。
尽管凌鸿勋在交通大学任校长的时间不及三年，但是，他给交大留下了极好的学风和校风。为了感戴他对母校的贡献，在21世纪，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内还挂着他的全身遗像；台湾的交通大学也命名一座大楼为“竹铭馆”，一个人工湖为“竹湖”，并在图书馆内特辟“竹铭纪念室”，专门陈列他的著作、笔记及各种纪念物，并塑铸铜像树立其中。
这样的牛人不招揽过来，那可绝对是宋哲武的最大损失。
在工业建设委员会内，还设有资源勘探处，这个处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在太原行署、绥远、内外蒙等地查找大型铁矿、铜矿、铅锌矿，以及钨、锑、钛、铼等金属矿藏，以满足第四路军军事工业需要。
该处处长由孙思荣担任，副处长兼总工程师由山西宁武人，英国伦敦大学采矿专业毕业，现任任山西大学教授的王宪担任，副总工程师是毕业于日本秋田矿业专门学校的阎锡珍担任。
工商财税委员会主任，由原山西省财政厅长仇曾诒担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则是非赵丕廉莫属，常务副主任由原山西省教育厅长冯司直担任；民政委员会主任由原山西省民政厅长丘仰浚担任。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水利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了农业被宋哲武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农业水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太原行署和绥远、内外蒙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大力增加粮食产量。
粮食永远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不仅是这个时候的陕西大灾，在宋哲武的记忆中，近几年国内还有几次大规模的饥荒，死人无数，只有他有了更多的粮食，才可以救助更多的人，也吸引接纳更多的灾民到绥远和外蒙实边，因此，宋哲武是绝对不会忽视种田的。
农业水利委员会主任兼总农艺师，由美国康奈尔农学博士冯锐担任。副总农艺师是东京农业大学毕业的赵承夏，也就是宋哲武当时去西汇见冯玉祥时，在路上遇到的赵丕廉的侄子。
农业水利委员会水利总工程师，由襄汾人，在威斯康星大学水力工程科获硕士学位的曹瑞芝担任。
实业推广引导委员会主任，则由现在还在欧洲的李如娟担任。
在宋哲武的计划中，北方边防长官公署控制的区域内的现代工业，是需要由李如娟具体掌控的兴华来引领的，兴华就是一个现代化工业的样板，李如娟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那是在合适不过的了。
政务委员会则由贾景德兼任主任，副主任为赵丕廉和何其巩。负责管理监督执行北方边防长官公署所有区域内的所有政务。。。。。
再次感谢“还没发现”、“70生人”书友的打赏深蓝鞠躬致谢
第三百八十章布局工业规划（一）
第三百八十章布局工业规划（一）
虽然宋哲武的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这个小“中央政府”的架构已经搭好，可是在宋哲武的计划里，这还远远不够，如果要想真正有所作为，他还要大力整顿山西现有的，在国内相比较也是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
而只有很好的利用这些阎锡山千辛万苦，花费了无数大洋才建立起来的现有工业，才能更好地，也是更快地在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控制区，建立起他所急需的军工体系和现代化民用工业体系。
阎锡山时期建立的山西工业体系，基本上是以太原为中心布局的，可以说，谁得到了太原，谁就基本上占有了山西的现代化工业，这也是宋哲武义无反顾，不顾一切地要得到太原的真正原因。
不过，在阎锡山建立起来的大量工业实业中，宋哲武并不想把所有的实业都纳入到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他认为这样不利于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到他现代工业建设中来。
宋哲武十分赞赏阎锡山推行的厚生计划。“厚生计划”是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兴办实业计划，“厚生”二字，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取“厚民生”之意。“正德”者，以德显能；“利用”者，以物养人；“厚生”者，美善人生也。
由于阎锡山的这段话很有哲理，堪称山西发展实业、繁荣民生的指导性方针。
宋哲武认为，仅凭阎锡山的厚生计划，就可以认为阎锡山是民国时期，最有思想，最关心民生，同时也是最懂经济之道的军阀。
两世为人的宋哲武，至今还记得阎锡山在阐述他为什么要实行厚生计划时，说过的一段话：
“政治之责，在厚民生，厚生之要，于今为急；在昔闭关时代，生计单简，虽有富源，无须开发。今则万国交通，开涯比邻，世界列强无不以民生事业之兴衰，占国力之厚薄。甚且以经济政策施诸友邦，思攫他人之蓄积，以增己国之富力。”
“山西乃地大物博，民风古朴，宝藏甚富，久为外人所艳羡，倘不速定厚生计划以谋中正和平之发展，则世运演进，由简而繁，百业颓废，生计艰难，其何以图自存于今之世界耶。”
“老成谋国者，以物质文明进步有下列诸弊：（一）宝藏不宜尽发。（二）物质发达，则由奢侈而至于争夺。（三）机器之发达，生人少而杀人多。（四）工商业发达，养成资本专横之弊。（五）中国国情重农，提倡工商未免舍本逐末。（六）即欲发展实业，亦应采自由竞争主义，国家加以保护奖励而已，何必由政治上直接为力。”
“。。。。。。但宝藏在地，犹欲之在人心，纵之不可，禁而绝之亦属未能。山西袭此天产，为国家自存及人民幸福计，固不应安于拙惰，坐待他人伺其利而据其地以假寇兵而齑盗粮；尤不任资本家自由经营，以造财阀而为乱阶。于此不能不发达，且不可因发达而酿成资本**及种种流弊之二条件下，惟有一法焉。其法维何？曰审时度势，使富强散在民间，文明普惠全省，尽山西所有以发达山西，以山西全省之力厚山西民生而已。”
阎锡山的厚生计划，可以说和宋哲武的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宋哲武有着两世为人的经历，更有着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远见卓识”，对于如何发展山西经济，建立起完善的军工和民用工业体系，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可是，所有这一切，仅靠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即使建立起来，那也是不坚实的，甚至也不会是不可靠的，只有民间资本大量自行投入到即将开展的现代工业建设中来，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才是最有效率，也是最富活力和最富引导性和示范性的。只有用公办和私营这“两条腿”走路，宋哲武才能真正改变山西和绥远、内外蒙地区的经济，也才能在北方站稳脚跟，并快速成长壮大起来。
宋哲武的这个思想，在整理晋钞时就已经有了，这也才有了他当时要发卖山西省政府财产，所得资金作为太原商业银行发行晋钞准备金的承诺。
因此，山西省政府所属企业是一定要发卖的，当然，跟军工有关的企业他是一个也不会卖的。
在宋哲武的指导下，以贾景德和箫国栋为首，有仇曾诒、温寿泉、巴玉藻、郭文渊、李明华、李淑蒙、张恺之等人参加的山西省资产清理小组正式运作起来。
很快，山西省政府所有的独资和参股企业被划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军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