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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同他们一起去了一家银行。在征得那家银行行长同意后，我们就贷出了这笔款，并转借给那家企业2000万元。造成此款至今也没能收回。”
到了1996年春夏之间，那家公司利用借到的这笔钱买来设备后，又为基建的资金犯起了愁。那位经理又找程慕阳，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程慕阳再次提出找李真协调。
此时，李真已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李真已不能再凭秘书身份协调资金，要办成这个事难度更大。
但李真居然又为这家企业协调出了2500万元贷款。
乔：两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李：我先是打给市国税局的局长，明确说：“要把这个工程给南京二建。”后来我又通过秘书，通知市国税局那位主管工程的副局长给我回个电话。我记得通话是在一个晚上。在电话中，我问：“局长和你说了吗？你们办公楼工程叫南京二建干。”他说：“说了。”我说：“既然说了，就得赶快办。”
第二天，这位副局长就把李真同他通话的内容向局长作了汇报。局长无奈地说：“就按李局长说的办吧。”
于是一出在阳光下上演的招标黑戏开场了。
1998年5月8日，×××市国家税务局向该市建委打了一份《关于对×××市国税局办公楼工程进行邀请招标的申请》：
“根据局领导研究决定，对我局办公楼进行邀请招标。由于我局新建办公楼地处裕华中路繁华路段，且场地狭小、技术含量高、工期紧，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决定邀请有丰富施工办公楼经验的、信誉好的、具有甲级资质的五支施工队伍参加投标。这五个单位是：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中建一局六公司、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河北省冶金建设工程公司、石家庄建工集团公司。”
但如何让南京二建中标呢？
对此，南京第二建筑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经理王某（已被判刑）是这样交代的：“×××市国税局一副局长通知我来一下市国税局。我到后给他打了电话，在市国税局办公楼外边，王某上了我的车，让我介绍一下公司的情况。我就简单地说了一下，并且说：“请多帮忙，有什么事及时碰头。”
“过了半个月的时间，这位副局长又叫我们去他那里。在同一地点，他和我们谈了一下如何写好招投标文件的办法，把我公司的优势写进去。后来，他对我们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为了保证你们中标，你们在做标书时做个记号，这样我在评标时可给你们把分打高点。’”
于是“公开”招标开始了。
×××市国税局分别向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中建一局六公司、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河北省冶金建设工程公司、石家庄建工集团公司五个竞标单位出具了《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这份文件包含综合说明、工程概况及本次招标内容、投标资格及条件、评标的原则及方法、开标、评标及定标等规定。
其中，中标、评标的原则及办法中写着：“本次招标本着公平竞争的原则，对整个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投标报价、三材用量、工期及质量等项目进行评议。采用两阶段评标方法即先评技术标、后评商务标……评标中采用百分法，对施工单位进行打分，最后以分数最高者中标。当出现两个相同最高分时，以技术标分高者为中标单位。”
招标会议是“严肃”的：
1998年6月1日8时30分，在×××市建筑市场管理中心三楼开标室发招标文件、图纸、及有关资料，随后组织前往现场勘察；
1998年6月3日8时30分，在市建筑市场管理中心三楼开标室对招标文件、施工图纸、现场情况等有关问题进行答疑，由此形成答疑纪要；
1998年6月9日、10日，投标书送到市建筑市场管理中心三楼开标室；
1998年6月12日8时30分，在市建筑市场管理中心三楼开标室举行开标会，而后评标、定标。
开标后三日内下发了中标通知书。
中标的自然是南京二建（南京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1998年6月25日×××市国税局与南京二建签订了工程合同。
1998年11月初，按照李真的指示，吴庆五向南京二建石家庄分公司经理王某索要工程中介费人民币40万元后，兑换成美金5万元，送给李真。李真于1999年初，将此款存入香港的一家银行。
事后，×××市国税局那位主管工程的副局长在点评这场黑戏时是这样说的：“因为是李真交办的事（指让南京二建中标），我得努力去完成。”
李真向下越权，以打招呼、批条子等形式，把本该属于下级的权力揽到自己的手中，从中受贿，不止这一件事。看来，要解决权力纵向腐败的问题，重在制约上级向下越权。因为，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尊权轻法，下级不敢依法抗命，并不是个别现象。
乔：李真，你帮助那家企业协调出2500万元贷款是否费了很大力气？
李：没有。那时我红得发紫。所以协调那个事，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的事。当时大概是1996年5月，阳阳（程慕阳）和那位经理请我出面为那家公司协调资金，我随后派人通知了省计委、省轻工厅、石家庄市政府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到那家公司筹建处参加一个由我主持召开的会议。
乔：你那时已不再是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了，还能再召集有关部门参加与秘书无关的会议？他们听你的？
李：我虽然不再做秘书了，但秘书影子的作用仍然很大。到时间他们乖乖地都到了。
乔：你在这个会议上是如何表态的？
李：我先让那家公司汇报了项目的情况，随后就问在座的各位：“这个项目省委主要领导已经批示了，听说这个项目不错，省委主要领导也比较重视。今天请你们来看看如何支持他们把项目搞上去。”到会的人都代表各个单位表了一下态。
会后，那位经理又多次请程慕阳找李真协调资金。程慕阳就把李真的电话号码、BP机号码告诉了那位经理。自此，那位经理就开始直接找李真联系开协调会以解决资金。
乔：以后是怎么办的？
李：在1996年八九月份的一天，阳阳从北京回来后叫我，并让我叫上石家庄市分管金融的常务副市长张二辰、河北省一家银行副行长和那位经理一起在一家大酒店吃饭。吃饭期间，我让张二辰从政府方面给协调一下解决一些资金，那位副行长从银行方面给协调一下解决一些资金。他们两个都表示同意。过了十几天，我又在那家公司开了个协调会。我是和张二辰坐一辆车去的。参加会的还有石家庄市两家银行的有关负责人。我跟他们说，在10月底以前两家银行各解决1500万元。
李真的“指示”怎么落实呢？
张二辰对石家庄市政府落实李真的指示做了这样的交代：
“我记得是1996年下半年，河北省目标考核办公室就目标考核任务完成情况向全省发了一个通报。通报点了这个项目，并且被列为未开工的项目。省计委重点项目调度会上，也点了这个项目。基于以上原因，我1996年底主持召开了一次市长办公会，就那个牙膏厂项目的资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最后决定由石家庄市工商银行、石家庄市城市合作银行为这个项目贷款，并确定了最后资金的到位期限。
“这次市长办公会后不久，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李真又叫上我和省银行的人，一块到牙膏厂召开协调会，当场责成两家银行负责人限期落实。
“李真召开协调会后，我又组织召开了由银行、政府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市长办公会。会议确定由工行、合行各解决1000万元贷款。随后又将市工行和合作银行的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李真召开协调会的延续，会上我要求资金尽快到位。这样，那家公司于1996年11月25日从石家庄市合作银行贷款人民币1500万元，1996年12月21日从石家庄市工商银行贷款1000万元。”
那家公司的经理交代：“出于感谢，也是想请李真继续协调资金，1997年，我送给李真2700美元。”
乔：你不是省领导，国税局又管不着银行、市政府、企业，那他们为什么如此认真地落实你的“指示”呢？
李：主要是阳阳的积极促成，加上我和省委主要领导的特殊关系，我当秘书时形成的威力，后又走上国税局领导岗位，政治前景看好。还有就是，不管什么权力都有“横向效应”呀！
乔：“横向效应”怎么讲？
李：你想，在《西游记》里，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下以前，他杀败混世魔王夺了一把刀，向东海龙王要了根如意棒，按理说，神气的应是花果山上那些猴子们，但因畏于孙悟空的势力，花果山之外的妖精们不是照样也向孙悟空献媚助威吗？
李真讲的不无道理。
但李真比起孙悟空，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孙悟空尽管“横向”结交了一些妖魔鬼怪，但并未与他们沆瀣一气。
而李真却携同原河北省委某主要领导的儿子程慕阳、石家庄市原市长张二辰等，令权力腐败发挥出了“横向效应”。
据专案组查证，多年来，李真通过协调、帮助他人贷款、借款，致使上亿元银行、国有企业的资金尚未归还。
无论是权力腐败的“纵向效应”，还是“横向效应”，要腐败必然要逾越党纪、违犯法律。
而李真呢？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审理表明，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接连通过办理河北省国税系统数据采集器项目，税务登记证制作项目，建设河北省国税局北戴河、衡水、石家庄、廊坊、邢台等市国税局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