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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我根本不会坚持。那样我就到客栈去，反正我无所谓。’‘他话这么多’，那女人轻声说。这不是侮辱吗？竟用侮辱来回答我的彬彬有礼，但这是一个老妇人，我没法反击。于是这个女入这句收不回去的评语在我心里起的影响比它应该起到的要大，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我之不反击。我感到我理应受到某种责备，倒不是因为我说话过多，事实上我只是说了非说不可的话；而是出于其他非常接近我的存在的原因。”最后描写的是，这个外来人无意地由于笨拙和误解将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使整幢房子一片混乱。
短篇小说《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是卡夫卡最后一篇完成了的、由他亲自交代付印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犹太人问题的阴暗方面、犹太人处境的不稳定也表现得很清楚。至于对这群受追捕、无庇护的老鼠的描述直接影射是什么民族，恐怕根本无须明言。在这个民族最深的困境中却始终存在着明星、文人、领导“人物”的虚荣性：这里以特别强烈的讥讽描写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相信这个世界期待着的只是他，是他唯有的一句救世语言。这里涉及的可惜也是一种恰恰在犹太人政党和文学事业中特别常见的现象：某个人认为只有自己负有责任，而对别人建议、做和说的一切，以居高临下的嘲笑当做无关紧要的一笔抹杀，或者几乎不加注意。——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无所托庇的老鼠们的处境同时也是一幅具有普遍意义的图画，是与恶的魔鬼势力进行斗争的孱弱的人类之象征。虚荣的预言家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正是由于那不负责任、不讲良心的“著名人物”昏昏沉沉的状况在犹太人中处于犹太大众苦难和心灵苦难的特别耀眼的光照下，它便仿佛是人类普遍苦难的特别尖锐的微型画像，一种以漫画手法显示的清晰的缩影。
在《约瑟芬》中同样有通往积极解决的道路（这恰恰发生在卡夫卡最后完成的作品中，我觉得不能等闲视之）。女歌手约瑟芬抗拒着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来，而这个民族是这般狂热地欣赏她的艺术，甚至将之视为不可或缺的。于是：“但这个民族是安静的，不流露失望情绪、自以为是的一个内向的群体。他们几乎是（虽然表面现象不是这样）只知给予，从不接受，对约瑟芬的东西同样如此。这个民族继续走着它的道路。而约瑟芬却注定要沦落。马上就会到来这样的时刻——她最后的口哨声响完，更无声息。这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老百姓会克服这一损失的。”将个人汇人民族的命运之中，同时对良心做最严厉的检验，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悔过自新，这是要求个人主动配合的。这部传记的读者会找到足够的依据，来证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独特的犹太人处境中寻求着与民族的联系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单靠改变地理上的地点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心灵的皈依在他看来同样是需要的。两者都必须进行，两者都是必要的。心灵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条件的正常化。
人们也许还会问，卡夫卡为什么只在日记和书信中、而未在其文学作品中阐明这个观点。为什么他作为作家始终只通过譬喻、只通过寓意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首先应该承认卡夫卡式思维方法的独特性，这种思维是在图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开的。即使在对话中、在辩论中这种图像也笼罩着一切。日记中有这么一段美妙绝伦的充满诗意的话（这是许多这样的段落中的一段：“梦纷纷到来，溯河而上，攀着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来。人们留步，与他们交谈，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你们为什么举起手臂，却不把我们拥入怀中？”
此外，不能将“寓言”和“象征”混为一谈。卡夫卡从不用寓言，但在象征性方面却达到了最高程度。一则寓言是“说彼道此”时出现的，这“彼”并不很重要。意味着希望的“锚”这个词，它作为锚的特性本身完全不令我们感兴趣，至于它是什么颜色、样子、大小则完全无所谓。所以它仅仅作为象形文字、含义明确、轮廓清晰地用来代表“希望”。而安徒生的“顽强的锡兵”表达的也许是一颗善良的、坚韧的、可爱的心灵，但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消融于永恒之中的东西。同时他也作为锡兵以他个人多方面的命运打动着我们。这个锡兵使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其抽象意义，而同时还有他那具体的形象。这是比喻和象征之间确切的区别。比喻使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所代表的、它所指出的东西。象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着的东西，但同时也作为它自身、它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它对我们叙述事件，并通过这种具体的叙述、这种特殊事实过程的呈示来表达某种遥远的、普遍的东西。锡兵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征。象征同时站在两个平面上，一个是预感性地指出某物的，一个是客观真实的平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把两个平面统一起来，像这个希腊词本身意所表达的，将二者捏合在一起。——效果是，人们越是深入锡兵的一切故事细节，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那普遍性的东西。《O．侯爵夫人》写的是父母和孩子间的信任问题，但在这后面更高的层次上立着的是信任问题本身，是对世界秩序的信任。那么这位作家为什么不把他想要表达的具普遍意义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因为那是语言所道不尽的，因为它属于永恒的范畴。作者在他叙述的特定事情中只是写下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的出发点。寓言的途径完全不同，它写下的是这么一种过程的结束点，写下的是界限分明的小玩意地——一种疲倦的精神特征。与此相反，象征是精神上的出发，是使个别的有限之光射入无限之中的一种活力。人们便根据这道光线照耀切面的距离，可以感到这里涉及的是个性的、民族的或人类的事情。而这是同时发生的，以同样一些话语，在同一个情况中。
在卡夫卡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这无穷无尽的一面。但这场面本身，在那放射出这种视线的平淡的叙述中也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大自然的忠实，充满了细微的、永不令人厌倦的观察（不妨读一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城堡》中那宛若亲历其境的冬景）。只有对生活怀着最深厚的爱的人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叙述。没有一句话不给这段描述加入一种新的色彩，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独特的掌握风格的艺术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现象，这是卡夫卡特别诚实的本质的一种反映。假如不过是用于进行一番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描述，这种能力同样是伟大的。不过卡夫卡报道的事件当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时却不仅仅是自身。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这种通过人间的形式照耀永恒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可是在卡夫卡这儿，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原则，简直无法将紧密结合着的内容和结构区分开来。
第七章 最后几年
“这里全面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假如有这么一个理解我的人，比如一个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获得支持，获得上帝。”卡夫卡1915年日记中这么写着。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种幸福光；满了，以致他命运的终结阶段比起至此为止的整个发展要积极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兰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们在莫利洪波罗的海海滨浴场度过。在那里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这个“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给他、也给我都带来了希望。他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后来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规模展开的工作之开端，他一度还鼓动未婚妻F．在柏林作为自愿的帮助者协助这个机构范围内的工作。——现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滨见到了大众之家的孩子们，他同他们一起玩耍，认识了老师们，参加了愉快的晚会。有一次他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刮鱼鳞。“这么温柔的手，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他不赞成地说。这个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个工作。
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侣朵拉…笛芒相识的开端。
朵拉…苗芒那时好像是十九或二十岁，出身于东欧犹太教一个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尽管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却无法忍受其传统的偏狭性——这与话剧演员略维的情况相似，略维心中对父母的敬畏与不能在他们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结合在一起的。朵拉从波兰的一个小城市脱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劳，后来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为大众之家的职员到莫利茨来的。她会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莱语，卡夫卡那时正以特别高涨的热情学习希伯莱语。（在他的遗墨中希伯莱语练习稿并不比德语文学的少多少）他俩最初的谈话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读耶萨雅的一章结束的）。弗兰茨发现了她演员的才能，根据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她后来去学习这门艺术。
弗兰茨是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的。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这个决心十分坚决——这回他也开始付诸实施了，坚定不移地。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顶住家里一切责难，离开了布拉格。他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信中第一次写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这在他最后几年中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区边缘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盖尔街八号赫尔曼家中。在那里产生了相对来说愉快的小说《一个矮女人》。这个对自己实际上陌生的“自我”始终气恼不休的“小个子女法官”正是他们的女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