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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对最后的错误负有责任”这一点遭到了否认，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唤远处一个不认识的、不清楚的、朝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全体？还有救吗？是什么责备的话忘了说吗？当然有的。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却不与一个有活下去愿望的人唱对台戏。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从来不曾到达并与之相对的高高的法庭在哪里？”
又是那古老的约伯问题。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艰难地从事着正确事业的人类。同情，半微笑、半垂泪的同情。不是“危机神学”的“绝罚”，这种神学对人们错过了什么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再严格不过了。他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符合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为许多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许多他见过的相当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与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赞赏，为上帝所宽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火烧火燎般强烈地意识到“与上帝间的距离”。但卡夫卡出于谦卑，在对这段距离的认识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无把握，亦即虚弱。由于清楚地、不经任何礼仪或神秘的纱幕来看与上帝间的距离（即与真正的生活变化之完美性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是一切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对寻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说的“低贱的人”）的赞美和欣赏经常含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无意的、戏谑的、但却感人的讥讽在内。出于他极深厚的善意，他假设性地给日常生活的胜利者们加上一个优点：他们像我一样知道深渊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体朝它上面走去。——他们真的知道吗？前半句中那开玩笑般的假设赋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剧以一种轻松的气氛，这是他完全独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场与约伯的立场接近——但在某些问题上则完全不同。对这一区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玛加雷特、苏斯曼那样将其归于犹太民族当时和今日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区别。
约伯从一开始便以一个完美的正义者姿态出现，认为别人同自己一样；而卡夫卡（出于刚才提到过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这便已构成了问题的不同出发点。
自然，这两个人在对上帝提出问题和抱怨方面是一致的。对不可测度性的经历是两者的共同点。上帝的正义世界与人的伦理世界间互相裂开的——基克加德的“恐惧与战栗”的空间产生了。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记中表达的：“作为肺结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灵的。福楼拜的父亲患有结核病。选择：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这是非常美的音乐表达，因它之故医生把耳朵贴在病人胸脯上），或者产生福楼拜。当人们在空虚中议论时，父亲在战栗。”不妨衡量一下这句话中可怕的无希望：“……在空虚中议论。”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圣歌：《SederuntPrinciPes》。约伯同样口无遮拦；在他怨天尤人时，不忌讳任何辱骂上帝强烈的言词；
事实上，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没有看见他。他若匆匆离去，谁来保护他？ 谁可以对他说：你在干什么？除非，我可以回答他，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假如我叫他，而他应答我，我也不相信，他会听我说。他反而会暴风雨般地冲我咆哮，无缘无故令我伤口增加。永远不让我喘息，而用难受的痛苦填满我心胸。若说强者的力量，非他莫属，若说正确的道路，那么：谁敢要求我在前面领路这正是《诉讼》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个法官；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们不允许自己说话，而总是把干坏事的不负责任的下属推到前面。
约伯的话；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
他便笑那无辜者的绝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恶者的手中，
他挡住他们的法官们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
用碱液洗
你便会将我浸入污水池中，
使我的衣服厌恶我的身子。
因为他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能给他回答的人，
我们不会共同走向法庭。
我们中间没有仲裁人
将手分别搭着我们。
他若从我手中夺走他的手仗，
我就要毫无畏惧地发表言论。
约伯一书中的解体随着上帝在暴风雨中的呼喊而告终，“当我建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么一来，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异律性得到了强调。上帝的权力这样便与人的权力彻底地区分了开来。约伯一书偏偏以颂歌般地描写两个怪物、巨兽——河马和鳄鱼而结束，赞颂了它们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美。“在他后边闪现出一条小径。——人们将洪流看成银丝——那是一个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国王。”太出色了。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个矛盾依然存在。用人间的尺度来衡量，上帝是以非正义的面目出现的——创伤依然故我，约伯自然对这“善与恶的彼岸”还是达成了某种宽容。
卡夫卡则不同。他的抱怨比约伯走得更远一步，尽管这在人们眼中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一步是：河马和鳄鱼虽然没有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的伦理规，但在美学的意义上它们得到赞颂，从它们的力量上可以看到这些上帝的作品的辉煌之处。在卡夫卡笔下，“法庭”甚至是肮脏的、可笑的、值得蔑视的、可贿赂的，在偏僻城区的房子里开庭，散发着愚蠢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说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两个作家的意图当然是一样的。上帝的异律性应该描绘出来，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平时人们总是以向积极方面的无限夸张来试着描绘这种异律性：超越想象范围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伟大、强壮。卡夫卡则通过展示反面的征兆来帮助人们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在约伯那里，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兽面目出现）便被置于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译者至少是宏伟壮观的。在卡夫卡笔下它却显得狭小、顽固、肮脏——这也只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个象征。在人的心中，尽善尽美的世界是那么可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是以最勇敢的坚定性表达出来的。—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这样故意侮辱的描写中照样不受触犯，实际上就像在约伯笔下一样是不受触犯的。
但约伯因上帝和人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这一点而安了心。卡夫卡却安不下心来。而这将他排除出了约伯——基克加德——危机神学这条线。这将他带回到犹太人的信仰上去，这信仰中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个整体，”我从中看到的是最强烈的咒语，反对一切将适于上帝的伦理法则划分为与人类的全然不同的企图。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图那“最高的善”处于同我们一样的法规下，我们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当然永远是够不着的；但我们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们不承认某种真正与它相违背的异教的自然伦理学。这也显然是《圣经》中关于不要有上帝的影像这一信条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机神学，甚至早在约伯那里，甚至基克加德的亚伯拉罕观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从上帝和人的不同中，从完善和有尽头二者的不同中引导出一种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来，把上帝想象成一种龇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你心中不能产生影像”。通过河马和鳄鱼同样没有对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后的定论。当然上帝“照他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是古老的人道的学说，生活在阿奎诺的伟大的托马斯便是在奥古斯汀悲观的迷失后重新回到这个学说上来的，——卡夫卡同样在上帝和人之间看到的不是异律性，而只是不清晰性，一种充满了阴谋诡计的、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不断阻碍着善的中间层次那几乎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
尽管这一中间层次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如此广大的空间，有时甚至不留空隙，他还是写下了像下面这样充满了希望和爱情、充满了由无数苦难艰辛地换来的安慰的句子：
假如第二天囚徒们还是老样子，或甚至更尖锐了，或即使明确宣布他们将永不停止，这些并不能构成对彻底解放的预感的反驳。这一切倒是有可能成为最终解放的必要前提。他认为，即使人们已经得救，也必须转向善，不考虑过去，甚至不考虑本来。
卡夫卡眼中的绝对世界不是无可救药的，不是与我们隔绝的。希望——同样有我们一份！他有时发出的相反的言论在“绝对概念的无数入口处面前并无决定意义。他不断重新认出这些入口处，在这部传记中，我也将正确的职业、正确的婚姻等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作为这样的入口处来描写。因为我感到，正是这一点在描述一个宗教观强烈的人时是至关重要的：指出这个人所承认的有尽头的世界和完美的彼岸世界之间存在的交汇融合，指出它们位于何处，他是完全拒绝了它们，避开它们，还是只是偶然地错过了，但在原则上是认识到的，并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去经历。 1922年3月15日，弗兰茨为我朗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开头部分。
《城堡》中出现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到这种类型的一个因素的存在（正如浮士德或唐…吉诃德或居丽亚…索莱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一样，即使仅仅是自我的气质、渴望、部分成分，于是尽管描写出的品质中有着种种个性，卡夫卡的《城堡》是供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书。卡夫卡的主人公仅被称为“K。”，因而具有自传性质，这个“K。”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这部长篇小说以超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