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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认识的吃力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东方和西方，齐翁山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卡夫卡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态度持续得比我更久。在我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时，我（当我们在莫尔道河上泛舟时）力图说服卡夫卡承认这种政策的必要性，结果不仅白费口舌，甚至导致了一些争吵，在我们中间造成了唯—一次短暂的疏远。——在我的日记中我找到了一段1913年1月18日关于在布伯、韦尔弗、卡夫卡、皮克、鲍姆和我之间的谈话记载，内容自然是这个题目。1913年8月23日日记：“下午同卡夫卡一起。游泳、划船。关于集体感的谈话，卡夫卡说，他没有这类感觉，因为他的力量只够用于自己。船上的辩论。我在这一点上的转变。他给我看基克加德、看贝多芬的书信。”12月的日记中谈到了疏远。可是12月24日已经又是：“卡夫卡。关于社会问题。城市公园。”——从那时起，卡夫卡日益向我的复国主义基本立场靠拢。在1918、1919年激动人心的那些日子里（犹太国民委员会、犹太学校成立），他以建议、同情、鼓励、出于爱心的赞同站在我一边，他对我工作的认可是我最重要的支柱，——而且他通过深钻希伯莱语，在这个领域中也远远地超过了我。
然而我毕竟是先走了一步。让我们就那可怜的伊地语剧团再稍谈几句。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后期似乎毫无关联的发展阶段的动力。卡夫卡为那些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们服务是不知疲倦的。比如，他起草了一封给波希米亚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信件，以求让这个剧团能巡回演出；他让他们的演出变得丰富多彩。通过这件事显示出，只要他还健康，还没有被职业、结婚计划等等弄得完全麻木，他身上使潜藏着何等充沛的被抑制着的能量和活力。1912年2月18日他在犹太区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略维朗诵会，朗诵会筹备工作和技术上布置的整副担子都压在他的肩上，他唉声叹气。但做来却潇洒优雅，不无自豪。弗兰茨为朗诵会所作的开场白保存在我的妻子的记录中。它是这样开始的：在东方犹太诗人的诗句开始之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懂得的行话要比你们估计的多得多。我对今天的晚会对你们中每一个人是否产生影响并不担心，然而我希望这种影响能马上自由扩展，只要它是份所应得的。但是在你们中间有些人担心听不懂行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种担心的心情几乎可以从你们的脸上看出来……至于《判决》中那个俄国朋友的形象，也有着演员略维的某些特征，这是十分明显的。而日记中的这句美丽的话是多么激动人心：“我们对这些这么好却无所收益，甚至远远不曾得到应得的感谢和荣誉的演员们的同情，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许多高尚的努力之悲剧命运的同情，首先是对我们的努力之命运。”——离开布拉格后，略维脱离了他的人马，前往布达佩斯。在卡夫卡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封略维致弗兰茨的信，日期是1913年10月28日，发自维也纳。信中写道（具有特征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按原文保留）：“您想想，我陷得多么深，甚至断了与您的这一联系……我多么盼望您的信啊！我早就脱开了一切，没有朋友，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一切人中之最可爱的卡夫卡博士也失去了……这一失去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您是唯一对我那么好的人……是唯一说话说到我心坎里去的人，唯一把我理解为还算不错的人。而您我也不得不失去……可惜您不能给我写信。您不能对我好。我请求您不要以为我‘疯了’，我头脑清醒得很正常。就像死掉一样。”信中接下去出现了这么一个悲伤的句子：“我能够期待什么呢？再给来一针吗啡……”附着的是弗兰茨对这封信或另一封信的答复的草稿。信中说：
亲爱的略维：我真高兴，您还记得我；但从您信中可以得出结论，说我这么迟才回信，这却是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我晕头转向，忙忙碌碌，却不能为自己或他人做许多有益的事情。此处有个新闻：我订婚了，并觉得做了件什么好事和必要的事，尽管世界上自然有许多怀疑，在这许多怀疑面前，即便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把握不定的。您始终还在折磨自己，无路可走，这是很悲哀的。您恰恰在匈牙利逗留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奇怪，不过也许有糟糕的原因。我觉得，当我们那时在布拉格的夜色中漫步时，我们俩心中燃着多得多的希望之火。那时我想，您一定会取得突破的，而且是一举成功。此外，我必须告诉您，我对您的前景的希望并未熄灭。您有那么点绝望，但也有那么点幸福，当您在绝望中想到这点时便如此。愿您为今后的好时辰而多多保重身体。您所必须经历的事态已经是够糟的了，不要由于损害健康而使事态更加尖锐化。我很希望能听到关于您和您的朋友什1的更多情况。您这回不去卡尔斯巴德吗？致最衷心的问候！您的弗兰茨… K。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到达略维手中，他后来如何。——他今天是否还活着呢？
1911，8月末。休假的欢乐。乘车前往苏黎世。然后去弗吕伦，再后是卢加诺。每到一处，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总是在湖中游泳。那是些阳光普照的日子，世界一片欢乐。我们的友谊在那时变得日益密切，逝去的工作年又经历了许多高潮，包括关切的担忧在内。我在3月13目的记载中找到这么一段：“卡夫卡打来电话，因为他房间里的灯光灭了，后来又亮了。”我把他的诗“小小的心灵——跳着舞步……”（《乡村婚事》131页）谱了曲，用钢琴变奏来表现这简单的旋律，从而表明我对这位朋友的爱。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具有音乐语言艺术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音乐上的细胞，这看来有得亦有失，互为补偿。我经常观察到，有些作家在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中表现出杰出的音乐的节奏和力度，好像在语言中发挥尽了他们的音乐力量，以致在音响的王国中再也不能占有特殊的席位。卡夫卡不会演奏乐器。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能区分《快乐的寡妇》和《特里斯坦》。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一点，他从来没有为认识高档音乐花过很大力气。但是对节奏和旋律的自然感觉却并不贫乏。我经常听到他哼唱略弗的谣曲《艾伯斯坦伯爵》，这是他喜爱的曲子。——我时常拽他去听音乐会，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音乐会给他的印象纯粹是视觉上的。“我听到的音乐自然在我周围砌起了一堵墙”，他在日记中谈到一次勃拉姆斯音乐会，“而唯一持久的对我的音乐影响是，我感到被囚禁着，与自由无缘”。接着是关于女歌唱家们、观众、一个包厢里的教会人士，一句也没有谈及音乐。——弗兰茨对于戏剧、朗诵会的兴趣要强烈得多。我们一起在剧院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里、有着美丽姑娘们的酒家度过了多少个夜晚。这就是说，那种特卡夫卡视为沙漠修道土或隐士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他的学习阶段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此后呢？此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太少，反而是太多，亦即要求尽善尽美，在爱情上也要求尽善尽美，否则宁可一无所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他与调情戏爱全然不沾边，对性爱他仅仅从最困难的方面接受，他从来不说“不正经的”笑话，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说。这意思是：他并不抗议，但是也无人会当着他的面那么干。他的整个品质是对纯洁的渴望。——在那青春年代里，这种严格的思维方式却还不曾如此清晰地形成。他记得他对一个叫韩富的酒馆女侍的热情，一次他谈到她时说，成团成团的骑士会从她身上驰过。弗兰茨在这个恋爱关系中是非常不幸的。这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照片拍的是他和韩茜，但是看上去他好像马上就要脱身逃走似的。我的一段日记中写道：“特罗卡德洛酒馆。那里他［弗兰茨〕爱着德意志帝国邮票上的日耳曼姑娘。分开的房间。但他奇怪地退缩。当他说我将为您付房钱时，他笑了，仿佛那是嘲讽。”一些信中有对此或类似的关系的提示。这朦胧晦暗的女人事宜（根据他的思想——主要在他的思想中——亦可称之为不纯洁的）在他的三部长篇和其他作品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我在此再摘引一张寄自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斯皮茨山的明信片以及三封信，它们证实了他在同女人世界打交道中所渴望的、得不到满足的心情（卡夫卡提到的那本书指我的长篇小说《诺纳发格宫》，1908年人（明信片）亲爱的马克斯：
我坐在阳台屋顶，前方快要下雨了。我保护了脚，把它们从阳台的砖地上缩回到一根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