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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章（41）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1945年，战争还在继续。一个温和的夜里，佩里穿了不少衣服，来到火奴鲁鲁的一家文身店，叫人在左前臂刺上了一种蛇和短剑的花纹。他去那里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和父亲吵了一架，接着搭便车从安克雷奇来到西雅图，去那里的国家商船办公室找工作。“如果我知道后来要应对怎样的情况，我决不会做这份工作，”佩里曾说，“我从未在乎过这份工作，我喜欢当水手，游遍各地的海港，就是这些。但是船上的那些男同性恋们从不让我安静。我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一个身材矮小的孩子。当然，我自己可以应付得来。但你知道，许多男同性恋者可不是柔弱女子，天啊，他们能把台球桌和钢琴扔出窗外。就是这些假娘儿们使你不得安宁，特别是他们几个一起整你的时候，而我只是一个小孩子，简直能逼得你想自杀。几年后，当我参军入伍，那会儿我在朝鲜，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在军队表现很好，不比别人差，他们给我颁发了铜星勋章，但我却从未获得提升。四年后，整个该死的朝鲜战争结束了，我本来至少也应是个下士。但是我却没有当上下士。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们那个军士太霸道，而我又不肯听话。上帝啊，我恨死了他那套做法，我不堪忍受。尽管，我不知道，但有些搞同性恋的男人我倒是挺喜欢的，只要他们不对我搞什么。我有一个知心朋友，真的很敏感，很聪明，结果也成了同性恋。”
在离开国家商船队和入伍之间的那段时间，佩里和他父亲又和好了。他父亲在佩里走后曾流落到内华达州，后来又返回了阿拉斯加。1952年，在佩里服完兵役后，老头儿决定永远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父亲那时头脑发热，”佩里回忆说，“说他打算在安克雷奇的高速公路边买一块地，建一座打猎小屋，提供给游客，名字就叫‘猎人之家’。他让我赶快回来，帮他建房子。他确信我们会因此而发财。嗯，当时我还在部队上，驻扎在华盛顿州的李维斯堡，我买了一辆摩托车（他们应该称之为‘死得快’摩托车），刚一退役，我就出发去阿拉斯加，结果开到贝灵汉的时候，也就是州界的边上，天下雨，我的摩托车打了个滑。”
这一滑就使父子俩的团聚推迟了一年。做手术、住院整整花去了半年，其余的时间他都是在贝灵汉附近一对住在森林里、靠伐木和打鱼为生的年轻印第安夫妇的家中度过的。“乔·詹姆斯和他妻子把我当朋友，虽然我们之间只差两三岁，但他们却收留了我，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没什么，因为，他们喜欢孩子，精心照料他们。当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后来这一数字增加到七个。乔和他的家人对我非常好，我那时还拄着拐杖，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坐着。所以为了能让我有点事做，也为了使自己有点用，我开办了一间所谓的学校，学生就是乔的孩子，还有他朋友的孩子。我们就在客厅里上课。我教他们吹口琴，弹吉他，还教他们书法，大家都称赞我的书法很漂亮，我的确写得不错，那是因为我买过一本有关书法的书，我练啊练，直到写得和书上印的一样好。而且，我们还常常读故事，孩子们轮流读，我同时纠正他们读错的地方。那真有趣。我喜欢孩子，小孩子。那段时光太美好了。但是春天来了，虽然走路还很疼，但我能走了。爸爸还在等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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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42）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没错，父亲是在等待他，但没有无所事事。当佩里到达所谓的“猎人之家”时，他父亲已经独自一人完成了最繁重的工作，清理了地面，砍伐了必需的木材，砸碎并运来了铺路用的石块。“不过我到的时候，他还没开始盖房子。所有该死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偶尔会有一个印第安人来帮忙。爸爸那时简直像个疯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暴风雪也好，暴风雨也罢，即使风大得能卷起大树，我们也得干活儿。等到屋子封顶的那天，爸爸绕着屋子手舞足蹈，大叫大笑，跳起了快步舞。哦，那座房子真的非同一般，能容纳二十人住宿，在餐厅里有一个大壁炉，此外还有一间可以开鸡尾酒会的小厅，名字叫‘图腾柱鸡尾酒宴会厅’，我就在这个厅里接待游客，1953年底，在歌声中，我们开业了。”
然而，企盼中的游客并没有出现，虽然普通游客；一些沿着公路旅行的游客，偶尔会停下来，把“猎人之家”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乡野风情拍摄下来，但却极少留下过夜。“有一段时间，我们自欺欺人，一直在想‘猎人之家’肯定会引来游客。爸爸努力装饰这里，他修了个‘怀旧花园’，里面还有一个‘许愿井’，还在公路旁竖起了指示牌，但是所有这一切连一个子儿也没赚回来。当爸爸意识到这么做毫无用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浪费精力和金钱时，他开始怪我，指使我干这干那，总是恶狠狠的，说我没尽到责任，没有做好属于我的那份工作。这一切不能怪他，但也不是我的错。手里没钱，吃的东西越来越少，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忍不住互相责怪起来。问题是我们实在饿坏了。这正是我们闹翻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为了一块饼干，爸爸从我手里抢走了那块饼干，说我吃得太多了，是个贪婪自私的浑蛋。他问我为什么不从这里滚出去，他再也不想见到我。他咆哮不止，最后我忍无可忍，我的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我的手，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是我的手想掐死爸爸。不过，爸爸很狡猾，是个聪明的摔跤手，他挣脱了，跑去拿枪，然后回来用枪指着我，说，‘看着我，佩里，我是你活在世上最后看到的人。’我站着不动。后来他意识到枪里没子弹，于是开始放声痛哭，他坐到地上，像个孩子似的打滚。我想那时我不再生他的气了，我为他，也为我们俩感到难过。但是那毫无用处，我无话可说。我走到外面去散散步，当时是四月，但森林里仍是寒冬。我走啊走啊，直到天都快黑了，当我回来时，小木屋里黑灯瞎火的，所有的门都被锁上了。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扔在雪地里，是爸爸扔的，书、衣服、所有的一切。除了吉他，我什么都没带，我拣起吉他，开始沿着公路走，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大概半夜的时候，我搭上了一辆卡车，司机问我想去哪儿，我对他说，‘随便，你往哪儿开，我就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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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43）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数星期后，当又一次在詹姆斯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佩里想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他的一个战友住在那里，他认为战友也许会帮他找一份“赚钱多的工作”。常常绕道而行增加了向东的旅程；其间，他曾在奥马哈的一家餐馆洗盘子，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帮人打过气，还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座农场干了一个月。1955年7月，在去往伍斯特的路上，他经过一座名为菲利浦堡的堪萨斯州小镇，在那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他遇见了一个“坏伙伴”。“他姓史密斯，”佩里说，“和我的姓一样，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他就是那种我在路上结识的人，他有一辆车，他说可以最远带我到芝加哥。那天，我们路经堪萨斯州，来到菲利浦堡这个小地方，停下来看地图。当时好像是星期天，商店都关门了，街上静悄悄的，我的朋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四下张望了一会儿，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是去附近的一所房子里盗窃，也就是去钱德勒·塞尔斯公司里偷东西。佩里同意了，俩人破门而入，趁里面没人搬走了不少办公设备（打字机、计算器）。如果数天后，两个窃贼在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市没有闯红灯，事情也许就会平安过去。“那天，一些破烂货还在车里，一位警察就让我们停车，他想知道我们是从哪儿弄来这些东西的。他很快核实后说，我们要被‘送回’堪萨斯州的菲利浦堡，又说如果我们喜欢坐牢的话，那儿有座很高级的监狱。”在两天的羁押里，佩里和他的同伴发现了一扇开着的窗户，于是便爬了出去，偷了一辆汽车，向西北方向内布拉斯加州的麦库克开去。“我们俩，我和史密斯先生，很快就闹掰了。他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俩都上了联邦调查局（FBI）的通缉名单。但是据我所知，他们一直没有抓到史密斯。”
十一月一个雨天的下午，佩里乘灰狗长途汽车来到伍斯特，这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地势陡峭、道路起伏很大的工业城市，即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里也总显得凄凉可怕。“我找到了我朋友的住所，他是我在朝鲜时的朋友，但是周围人说他在六个月前就走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太糟糕了，巨大的失望，简直是世界末日，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找了一家卖酒的商店，买了半加仑红酒，回到汽车站，坐在那里喝酒，身上渐渐暖和了一点儿。我正喝得爽呢，突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以流浪罪逮捕了我。”这位警察给他登记的名字是“鲍伯·特纳”，这是他瞎编的名字，因为他已上了联邦调查局（FB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