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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又迷惘的幸福之中……后来我们便离开了。
夜间我们抵达了奥勒尔，第二天拂晓换乘了开往哈尔科夫的火车。
早晨阳光明媚，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上，依着暖烘烘的车窗。
“你看多怪，除了奥勒尔和利彼茨克，我从来没到哪儿去过！”她说，“马上就到库尔斯克了吗？在我眼中这已经是南方了。”
“是的，在我眼中也是一样。”
“我们要在库尔斯克吃早饭吗？你知道吧，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在车站上吃过早饭呢……”
库尔斯克站过了以后，愈往前走就愈使人感到暖和、愉快。路基两旁的斜坡上已是青草茵茵，野花簇簇；白蝴蝶在门飞，而有了蝴蝶就表示已经是夏天了。
“那儿的夏天是很热的！”她笑着说。
“哥哥来信说，整个城市就是个大花园。”
“对，小俄罗斯嘛。真是没有想到……你瞧，你瞧，杨树多么高大！全都绿了！为什么有过多的磨坊？”
“是风车，不是磨坊。马上就可以看见白垩山了，再就到别尔戈罗德。”
“现在我才理解你了，我恐怕永远也不能在北方生活，那里没有这样充足的阳光！”
我放下窗子。熏风徐来，送来了温暖，连机车喷吐出来的煤烟也带着南方的气味。她双目半闭，脸上、额角的黑绒毛以及简朴的印花布连衣裙上，一束束灼人的阳光在移动、照耀、炙烤。
别尔戈罗德附近，河谷中有鲜花盛开的樱桃园和白石灰墙的小屋，质朴可爱。在别尔戈罗德车站上听得到卖面包圈的小俄罗斯妇女急促而温柔的语声。
她下车去买东西，讨价还价了一番，很高兴自己善于精打细算和会说几句小俄罗斯语。
傍晚，我们抵达哈尔科夫，又换乘一趟车。
快到终点时天已黎明。
她睡着了。车厢里蜡烛快点完了，草原上仍旧是黑夜，一片昏暗朦胧，但是在远方，东边天标下边已暗暗地发青。这儿，无边无际的光秃秃的平原上，灰绿色的小丘一个紧挨一个，太不象我们家乡的土地了。窗外闪过一个沉睡的小站，站上周围既没有灌木，也没有树林，就是小站本身也是石头垒成的，没有遮掩，在这曙光初露的神秘时刻泛着青白色的光……这里的小站多么冷寂荒凉啊！
这时车厢有了一点点光亮。昏暗已藏在地板下边，地板上面已经半明半暗了。她，还在梦乡。头埋在枕头里，腿蜷曲着。我用我母亲赠送给她的一条古朴的丝织披肩小心翼翼地盖在她身上。
十九
车站坐落在宽阔的山谷中，远离市区。车站虽不大。却令人惬意。站上，侍役殷勤有礼，脚夫和蔼可亲，坐在双套家用长途马车上的车夫老实厚道。
整个城市掩映在葳蕤葱茏的花园中，它的盖特曼大教堂坐落在悬崖峭壁上，从那儿可以眺望东边和南边。东边山谷里孤零零地峙立着一座险峻的小山，山顶上有座古老的寺院，再过去是青绿一片，空旷无物，山谷逐渐变成草原的斜坡。南边，越过河对岸，再越过嫩绿的草地，视野便消失在耀眼的阳光之中。
到处是花园，再加上木板人行道旁又栽着一行行杨树，城市的许多街道便显得狭窄。在人行道上经常可以遇见一位高傲的少女，胸脯挺起，方格裙子里住臀部，结实的肩上挑着一担沉重的水。杨树异常高大粗壮，令我们叹为奇观。正值五月天气，常有雷电和暴雨，一到这时候，那杨树厚实的叶子就绿得发光，还散发出树脂的清香！这里春天总是绚丽，夏天酷热，秋天清明、悠长，冬天温和，吹来湿润的风，一辆辆雪橇挂着小铃铛，跑起路来发出暗哑而好听的叮当声。
我们在一条这样的街道上租了一套房间住下来。房东柯万尼科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头，皮肤晒得黝黑，花白的头发修成圆形。他是个道地的庄园主：有院子、厢房、正房、后花园。他自己住厢房，而把正房租给我们。正房的墙壁粉白，后面有花园的绿荫遮掩，前面是大玻璃窗走廊。他不知在哪儿做事，习惯下了班便饱吃一顿，睡上一觉，然后不等农服穿好就坐在敞开的窗户前，一面抽他的烟袋，一面一个劲地唱道：“哎，山上那个女人在割麦子……”
院子里的房间既不高，也很简朴。前室里有一口古老的大木箱。上面盖着带彩色桃花的粗糙的麻布。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当我们的佣人，她有一种诺盖人①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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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耳其语系的一个民族。
哥哥变得更加和悦可亲，心慈口善。我的期望实现了：他和她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亲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和她或他发生争执，他俩就总是站在一边。
我们在这里的同事和熟人（医生、律师、地方自治会的人）同哥哥在哈尔科夫的相似。我轻轻巧巧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而且很高兴在他们中间遇见到列昂托维奇和瓦金，他们也是从哈尔科夫迁来的。这个圈子里的人唯一不同于哈尔科夫那个圈子里的人的是更温和，与这个城市的和睦安宁的气氛几乎完全相称。他们本仅与来自任何其它城市的人们友善，甚至也与警察局长友好。
我们常常聚会在一位参议员家里，他拥有五千俄亩地和一万头羊，为了壮门庭，他把自己的家弄得富丽堂皇，具有上流社会的气派，可惜他本人却身材短小，穿着寒伧。他曾在雅库茨克呆过一段时期，但为人谦恭温雅，颇象是一个可怜的客人。
二十
院子里有一口石砌的古井，厢房前有两株白刺槐，房子台阶旁，一株枝叶浓密的栗树遮掩着玻璃窗走廊的右半边。夏日早晨七点来钟，阳光已把一切照得耀眼、灼热，鸡舍里传来母鸡单调和惊疑惶惶的叫喊。然而，房子里，尤其是窗户对着花园的几间后房倒还凉快的。她穿着小巧玲珑的鞑靼式便鞋，站在卧室里，哗啦哗啦地把水淋在头上，胸脯冻得紧缩起来；她脖子后面、头发底下尽是皂沫，使整个卧室都充满凉水和香皂的清新气息。她不好意思地转过湿漉漉的脸来，跺着脚对我说：“走开！”不久，窗户朝走廊开的房间里飘来烧茶的香味儿。哥萨克女佣人在那里走动，钉了鞋掌的靴子咯咯地响着。她没穿袜子，脚踝裸露在外，细细的，好似良种小母马的一样，在裙子下面晃动着，很有几分东方的情调；她圆溜溜的脖子上戴着琥珀项链，也闪闪发光；小脑袋长着黑头发，脑瓜子十分机灵、敏捷，向外斜的眼睛炯炯有神，每走一步臀部都要扭一下。
哥哥拿着烟卷走出来喝茶，那微笑和习气都同父亲一个样，只是身材矮胖这一点不象父亲，然而举止间看得出有一种老爷派头。他开始讲究穿着，坐的时候，模仿上流社会的风度，洒脱地跷起二郎腿，夹着香烟。曾经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相信他前程远大，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现在却完全满足于他在这个小俄罗斯偏僻地方所担负的职务。从他出来喝茶时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我们给他建立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他每天和我们一起上班，事情与在哈尔科夫差不多，可一半时间都花在吸烟和闲谈上，这成了他每天的乐事。每当她收拾打扮完毕，终于穿着漂亮的夏装走出来的时候，他总是眉飞色舞地上前去吻她的手。
我们靠着一行行在阳光下显得油亮的、极好看的杨树，挨着晒得烤人的墙壁和花园，在晒烫了的木板人行道上走着。她撑着一把闪闪发亮的绸布伞，凸出的圆顶在深蓝色天空的辉映下显得格外醒目。然后我们穿过暑气蒸腾的广场，走进参议室的黄色大楼。楼下散发出看守人穿的长统靴和他们吸的劣等烟草的气味。各类文书、干事们手里拿着公文，照小俄罗斯人的习惯垂着头，沿着二楼楼梯上上下下；这帮人穿着黑上衣，外表上看是傻头傻脑，其实是机灵狡黠，精于世道。我们穿过楼梯往一楼里边走，走进我们部门的那几间低矮的房间，那儿满是谈笑风生、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令人心情愉快……我看见她到这些房间去取来各种调查表，把它们装进信封里寄往各县，总觉得是件怪事。
中午看守们用廉价的杯子、小碟给我们端来茶和几片柠檬。这种衙门生活，最初也给了我某种愉快。喝茶的时候，我们所有来自其它部门的朋友都聚到我们这儿来闲聊，抽烟。参议会秘书苏利马也常来。这个人相貌俊俏，有点驼背，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和胡须都很漂亮，黑黑的，象丝绒一样闪光。他步态徐缓，举止谈笑都含有曲意逢迎的意味。他总是笑脸相迎，总是卖弄自己的举止从容和文雅。他是个很热心于美学的人，把山谷里那座小山顶上的寺院称作凝滞的和声。他来得不算少，但总要用愈来愈傻乎乎的和神秘的目光看看她，还要走到她的桌子近旁俯身去看她的手，然后扶一扶眼镜，温柔地笑着问：“您在发送什么公文呀？”这时她便挺直身子，尽量客气，然而也尽量简单地回答他。我完全放心了，我现在再也不嫉妒谁了。
在这个机关里我无意中也象在奥勒尔《呼声报》编辑部一样占据了某种特殊的地位，人们都带着善意的讪笑来看待我这个工作人员。我坐在这里不慌不忙地统计，造报表：某县某乡种了多少烟草、甜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与危害这种甜菜的小甲虫“作斗争”。有时我干脆就读点书，不去理会周围的人谈天说地。值得我高兴的是我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还可以不限量地从办公室领用新的鹅毛笔、铅笔和上等纸张。
下午两点下班。哥哥站起来，笑着说：“大伙回家吧！”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去找自己的夏季遮檐帽和宽边帽，涌到耀眼的广场上，互相握手告别，然后各奔东西，只见花绸衫和手杖一闪一闪。
二十一
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