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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房子外面的大铁箱里拣来了一些旧灯泡，把它们全部接到了总线上。这些灯泡一明一暗，闪烁不定，就像迪斯科舞厅里的霓虹灯一样。
但是，在工作方面，我却是全银行职员们学习的模范——有谁在意我来自哪个阶层，也无人知道我如何打发每一个周末。在银行里，我衣着得体，进步迅速，期货与期权市场正快速发展，但是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人明白其运行方式。在这个市场上，摩根斯坦利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者。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培养了大量的后勤人员（包括我）来理清每一笔交易的情况；同时，也招聘了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让他们走进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为银行服务。
我是一九八五年开始工作的。那年我十八岁，刚刚离开学校。不久，就加入了位于市区的考茨公司。那是一家能经常为女王服务的银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尽管每天有清算不完的支票，但我却从来没有遇到一张是查尔斯温莎签过名的。
事实上，尽管考茨公司声名显赫，它也面临着许多银行共有的问题：比如有人进行支票诈骗活动、有的妇女瞒着丈夫进行大额透支等等。我能在该公司任职是相当幸运的：工作后，我才知道，当时有三百多名毕业生申请这一职位，而公司只约见了其中两人，最后将这份工作给了我。但是，在该公司工作的每一天，我只是把数不清的支票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四处堆放，然后再将它们包捆起来，放到某个巨大的储藏室里去——这里的工作是越来越枯燥乏味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有位朋友告诉我摩根斯坦利银行需要人手。我去应聘了，并且马上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告诉我说，我可以到货币交易部门工作，替银行清算所有的货币交易情况；也可以到期货与期权部工作，清算更为复杂的交易情况。我选择了后者。从那天起，我将来的生活就确定下来了。
每天上午，我都先坐火车到尤斯顿，再坐地铁到牛津马戏常我已远离了家庭生活。在办公室里，我忙着处理各种清算问题。直到晚上六点左右。但是，很多时候，我要忙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要在尤斯顿给家里挂个电话，让父亲驾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到家后，父亲去睡觉了，我则给各位朋友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周末的娱乐也往往以这种形式开始。在西装革履地工作一星期之后，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都会出去放松放松。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其他职员肯定想像不出我还有那么狂野的休闲方式。那天晚上，看完一场足球赛之后，我们一群人挤进一间迪斯科舞厅，然后，我们把衣服脱得精光。我们站在舞厅的各个角落里，轻轻松松地交谈，就好像全身赤裸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朋友史蒂弗有个非常可爱的习惯，每次看到他比较感兴趣的女孩，他都会走上前去，将他的阳具从裤裆里掏出来，把它轻轻放进女孩子手里。在这间名叫“找回的天堂”的迪斯科舞厅里，他又心痒难耐，向一个女孩做了这件事情。当时，那个女孩正高高兴兴地跟她的男朋友———位身材高大的黑人——说话。女孩的男朋友马上警告史蒂弗说：“你给我马上滚出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史蒂弗不为所动，仍然待在舞厅里。正是这时候，我答应再去买一次啤酒，然后是，史蒂弗想跑过来把我拉开，而椅子早就砸在我身上了。史蒂弗的所作所为令人生气，他确实该挨打，但是，我却不怎么认为就因为有了他这么一个朋友，我就应该受那么重的伤。
我母亲去世时，她一定感到很幸福，因为当时她刚刚听医生说，尽管她已身患癌症，她至少还能活上十年。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她的床边时，她还说，这样的活，她就能亲眼看着她所有的子女结婚生子，拥有幸福的小家庭，她告诉我们，医生已向她保证，她会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子，尽管当时沙莉才十岁，维克多利亚也只有十三岁，母亲却相信，她会看着他们长大成人。那晚离开她的病房后，我们都心情振奋，庆幸她还能继续爱护我们。她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是她的辛劳，才使我们有了健康的生命和幸福的生活。过去，由于和我一起上学的朋友都有普林格牌羊毛衫，我也向母亲要这种毛衣。结果，她就加了几次班，赚到了足够的钱，满足了我的要求。小时候，我做的蠢事自然不止这一件。是母亲使我认识到，我可以努力学习，也可以交很多朋友。那时候，我的同学大致分成两派——一派学习刻苦，一派酷爱足球，而我则被两派同时接纳——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我甚至当上了负责维护纪律的级长。爱踢足球的那一派本来是极讨厌级长的，但他们却仍然认为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要知道，这两派可是死对头埃而我之所以能和这两派同时友好相处，这种自信来自我的母亲——是她使我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便自然会有收获。
次日上午我在上班时，有个护士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到医院去。母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
“今天下午去行吗？”我问。
“不行。”护士回答。
她们的语气非常坚决。我立即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坐地铁到尤斯顿，然后又赶上火车，回到了沃特福。但是，为时已晚。我的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维克多利亚和沙莉苍白的脸色告诉了我一切。母亲已被送到太平间了，而我始终没有勇气去见她最后一面。我支撑着到殡仪馆参加了她的葬礼，但是。
我一直没有去过安葬她的骨灰的地方。我是受惊过度了。我想回去跟她说几句话，和她告别，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出要说什么话来说给她听。我把这件事一再拖延。但同时，我对自己发誓——也是对母亲发誓，我要承担起照顾全家的任务。我要尽全力帮助几位妹妹。
母亲自给我的唯一的遗产是她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将取代她的位置，成为家庭的拣梁，从此我必须全力以赴，来养活整个家庭。她曾鼓励我考好每一场考试；她曾帮助我打好向考茨公司求职的申请表。我在家时，她总是替我烫好衬衫、擦亮皮鞋。后来，我到了摩根斯坦利银行。此时我清楚地认识到：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有母亲的帮助，我只能靠自己了，父亲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他一直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事情，也不明白我为何每天西装笔挺到那么老远的城里去上班，我弟弟和我是同时毕业的，他早就在建筑工地上帮助父亲和水泥了。
父亲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他那狭小的世界里。他是个泥瓦匠。我想让他从忙碌的周末中解脱出来。但是，我是家中的长子，两个小妹又还在上学，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想像不出我在每天的工作中接触到的钱的数目。我告诉朋友们我在银行工作时，他们都认定我是在沃特福的巴克雷斯银行当出纳，数着十元一张的小钱。事实上，我在学习周转巨额的资金，把上亿元的英镑兑换成美元或日元，然后再将它们迅速存入某家合适的银行。所以，我负责处理的金钱数额是巨大的，而我每年二万英镑的薪水加二万英镑的红利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这件事在沃特福盛传了很久。
几年后，我的一位妹妹的前任男友偷走了母亲留下来的一些戒指和我们家里的电视机。如果我或我弟弟看到他，肯定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他曾恳求我们打断他的鼻梁和下巴骨就算了，但这样也太便宜他了。遗憾的是，他从此销声匿迹，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在银行里，我每天都在数不清的期货、期权交易清算单中忙碌不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替银行赚钱的是那些交易员，那些交易员在LIFFE的交易大厅里赚下大笔的薪水和红利时，我却被困在后勤部门做这种整理文件的工作。沃特福的朋友对我每年能带二万英镑回家已经是瞠目结舌了，可是，要是母亲还在，她一定会鼓励我不断进取的。我立志要当上交易员。在这一点，我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每个自尊自重的后勤人员都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上交易员，当穿上那种颜色滑稽的夹克，在交易场地中不断大声喊话。他们都知道，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可能赚一大笔钱，才有可能买下一辆保时捷，我自己倒并不在乎有没有名车。我只想表现得更好，赚更多的钱来资助家人。为此，我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
当时，交易大厅里的红人是一位叫詹姆斯韩德逊的交易员。他为摩根斯坦利银行高薪雇用，业务非常繁忙，我仔细审查了由他经手的一些交易清算单，然后通过电话，与他一起解决了一些有疑问的地方。经过努力，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与他共进午餐的机会。吃饭时，他提出，由于业务太多，他想找个帮手，替他打理一些琐碎的事务。尽管我当时的年薪已有二万英镑，但是我情愿减薪也要得到作他的助手的机会。因为我知道，一旦进入交易大厅，我很快就能让自己发挥更大作用。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他表示同意，我太高兴了。尽管这份新工作的年薪只有一万五千英镑左右，但是它却是晋升之阶的第一级。我将获得现场学习做交易员的机会。我的老板却拒绝放我走。他说，我必须在清算部继续工作三个月。
我把这话告诉詹姆斯，他说他不能再等。而我的老板又是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的。我失去了那个工作机会。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下午，我辞职离开了摩根斯坦利银行。我给一家职业介绍所打通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给我介绍个工作，他们回答说，巴林银行清算部要一个人。他们还告诉我说，巴林银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家商业银行，规模不大，但是备受推崇等等。当晚，我就去巴林银行位于波特索肯大街的办公室。在和一位名叫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