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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到学校，老师问我昨天下午为什么旷课，干什么去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昨天下午我一直看红宝书来着。我以为这下老师要表扬我了，说不定还要让我谈谈看红宝书的体会呢，可结果却大出我的预料，老师既没有表扬我，也没有让我谈体会，相反却仍然罚我站在毛主席像前（站了一中午，因为我的错误比较严重），向毛主席请罪。当时我感到非常委屈，觉得自己没有撒谎，确实是看红宝书的。看红宝书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向毛主席请罪？我十分想不通。
那时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都在流行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逢到有什么活动，人人都精神昂扬地跳将起来。“忠”字舞不难跳，一学就会，也就是手拿红宝书，两臂大幅度地摆动，同时脚下大步向前，大步向后，大步向左，大步向右，结束时再摆出一个造型，弓箭步，一条手臂弯向前，齐胸举着红宝书，一条手臂平平地伸向后，象征着我们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乘风破浪地向前进。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那更是像过节一样，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随处可见的高音大喇叭里，一遍一遍重复播送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人们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涌上街头游行庆祝。街上锣鼓喧天，到处是红旗的海洋，人们笑逐颜开，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幸福……啊，那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人人都有理想，有抱负，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听毛主席的话，争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美国帝国主义），而是美帝怕人民。用我的大吊钳，推得地球转，挥手起风雷，顽石要打穿，心中想念毛主席，越苦越累心越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属第一。月亮在那白莲花儿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方叔叔有个独生儿子，叫方小明，是我的同学，和我的关系挺好。他长的很秀气，有点像个女孩，不太爱说话，但对我很依恋，老是围着我转，还常让我到他家里去玩。我每次去他家，他都拿出很多零食给我吃，还把他收藏的一些小玩艺儿给我看，比如机关炮的铜弹壳，有机玻璃压制的毛主席像章，一个圆圆的没有边框不带把子的放大镜，等等。有一次，他不知从他家的什么地方找出一只旧的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拿出很多老相片让我看。这些老相片基本上都是他父亲以前照的，有他父亲挽着袖子站在路边打快板的，有他父亲坐在小河边吹笛子的（背景好像是晚霞或者是朝霞），有他父亲在土球场上打篮球的，其中一张相片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他父亲穿着一身带竖条的病号服，坐在秋千上，背后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的女护士在推秋千，那女护士很年轻，长得非常漂亮，两条长辫子从耳边垂到身前，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他父亲两腿前伸，头向后仰在那个女护士的胸前，正开怀大笑，周围似乎是个花园，星星点点开着花朵。我拿起这张相片，仔细端详，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这张相片却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那个年代，男女之间的界线是格外分明的，在学校里，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从来不说话的，我记得，我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以后高中毕业，没和女生说过哪怕是一句话，结果成人后，逮到第一个和我多说了几句话的姑娘，立刻就和她热恋起来，太激动了。当时孩子们是这样，大人们也就不用说了，男女之间说话稍有点滑边，有点轻佻，就会被人指责为作风不好，作风不好那是很严重的问题，非但被人看不起，还要影响进步呢（进步指的是入党提干）。不用说，方叔叔当然不会是作风不好，否则他也不可能当上部队首长，可是，我总觉得这张相片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或者说是与众不同的东西。我问小明，他父亲这张相片是在哪里照的，他说是他父亲以前疗养的时候在疗养院照的，他还说，这些相片他母亲从来不让他看，是他偷偷翻出来看到的，他母亲要是知道了非揍他不可。
小明的母亲，也就是方叔叔的爱人，是一所地方医院的革委会主任（以后叫院长），她个子高高的，长脸，戴眼镜，留着齐肩短发。我不太喜欢她，她脸上从来没有笑容，说起话来轻声轻气的，给人一种不可亲近的感觉。有时我星期天在她家玩的时间长了一点，她就会说，你妈妈可能在找你吧。我即使是个孩子，也能听出她想叫我走的意思，这让我很不痛快。我觉得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应该讲礼貌的，不能赶客人离开自己的家。方叔叔跟她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方叔叔很喜欢我，每次见了我总要摸摸我的脸，叫我小胖子，他会和我聊聊天，问问我学校里的情况，有时还让我把两手背在后面，挺起肚子学我爸爸走路的样子，然后方叔叔就哈哈大笑，说我学得像极了。事实上小明的母亲对我还算不错的，能让我在她家玩，这是因为我父亲是政委，是方叔叔的上级，也是部队的主要首长。要是别的孩子，他们父亲的职务比方叔叔低的孩子，来找小明玩，她就会板着脸说，小明不玩，你走吧。孩子们都有点怕她，不太敢来找小明玩。小明性格孤僻，很懦弱，我想这和他的母亲肯定是有关系的。
有一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对方叔叔充满感激。说来有点不好意思，大约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不知怎么有个坏毛病，爱偷人家东西。其实我家里条件很好，我想要什么东西只要说出来，我父母亲一般都会满足我的。可我偏要去偷，大概觉得很好玩，很刺激吧。我偷的也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过是趁别的同学不注意，翻他们的书包，偷里边的一把尺子，一支高级铅笔，或是放在铅笔盒里的一些零钱。有一次我偷了一支钢笔，丢钢笔的同学汇报了老师，因为班上老丢东西，老师也很重视，结果全班在操场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在教室里悄悄地检查了每个学生的书包。下课时我被叫到了办公室，面对着从我的书包里翻出来的那支钢笔，我承认了是我干的，在老师的盘问下，我还承认了偷过的其他一些东西。但是，当老师要我承认，有个同学带到学校来准备交的一学期学费被人偷了，也是我干的时候，我坚决予以了否认。那的确不是我干的，我自然不会承认。老师说我态度不好，要把这事通知我的家长，还要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对我的处分。我吓坏了，要是我的父母亲知道了这事，还不定要怎么收拾我呢，另外，要是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对我的处分，我还怎么见人啊。当时我真觉得到了世界末日，真有点不想活了的感觉。放学后，我连家都不想回了，带着小明在街上瞎转，小明听我说了这事以及将要面临的后果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只是默默地陪在我的身边。天黑了，我们才不得不回家。
我一夜未眠，第二天心惊胆颤地去上学，可出乎我的预料，老师并没有找我，班上的同学——包括那个丢钢笔的同学，也似乎都不知道钢笔是谁偷的，更不知道我以往的劣行，同学们待我一如既往。接下来的几天，老师也没有找我，她仿佛患了健忘症，把这事完全给忘了。一个星期后，小明带话给我，说他爸爸想跟我谈谈，让我到他家去一趟。我追问了小明，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天晚上，小明因为陪我在街上瞎转，回家晚了，方叔叔问他干什么去了，小明不会撒谎，就把我的事说了，还把我将面临的后果也添油加醋地说了。第二天，方叔叔就派了部队政治部的一个干事，专门到我们学校里，找了有关领导，谈了我的事。能够想像那个被方叔叔派去学校的干事是怎么说的：这孩子的父亲是我们部队的主要首长，这事如果传出去，有损首长的威信，影响很不好，希望学校方面不要处理他了，也不要扩散，至于这孩子，我们会教育他的。既然部队上为了我的事专门派人来谈了，学校方面考虑到军民鱼水情，也就让这事不了了之了。我还记得在方叔叔家，方叔叔对我说的话，他仍然叫我小胖子，温和但稍有些严肃地看着我。他没有跟我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说，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你父母亲的，但你要向我保证，以后再不要拿别人东西了，好吗？方叔叔没有说“偷”，而说的是“拿”，当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满脸泪水地点了点头。以后我再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了。
我们大院的食堂里有个炊事兵，叫张双喜，这人脑子有点问题，除了烧饭之外，一有空就唱样板戏。他唱样板戏不是唱着玩儿的，而是一板一眼很认真地唱，还刻苦地钻研唱腔唱法，唱的时候还必端上架子，台风十足。这张双喜大概是觉得当伙夫没什么大出息吧，想靠唱样板戏唱出点名堂来，真是想好事呢。一个火头军，不老实烧饭，总在那里拿腔拿势地唱样板戏，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他脑子不正常了，都爱逗他取乐儿。有人对他说，他的样板戏唱得好极了，迟早会被调到宣传队去，演英雄人物，将来会红遍全中国的。他便信以为真，越发地勤学苦练起来，成天躲在食堂的仓库里，像头发情的公驴似的吊嗓子。有人从彩色画报上剪下了一张东方歌舞团某著名女演员的相片，对他说，这个女演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爱上了他，想和他谈对象，特地托人把自己的相片捎来给他，问他愿不愿意？这种荒唐话张双喜也相信了，激动得不行，把女演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