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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片狼藉。看到一个人被随从前呼后拥，在现场指指点点……他猜是个官儿，心想官员的话可以增加稿子的分量，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壮着胆子走过去对他进行采访。不出他所料，还真是个副市长。副市长倒挺配合，大谈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足足讲了半个钟头。
采访完副市长，“眼镜”挺得意，心想这下稿子是重量级的了。接着他在现场转了转，看了看损失情况，就马不停蹄赶回报社写稿。稿子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大部分是副市长讲话的内容，再加上一些现场所见，还取了一个唬人的标题：《副市长火线谈防火》。稿子交上去后，“眼镜”暗自兴奋，觉得十拿九稳了。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接到通知去面试的电话。他怀疑报社工作人员搞错了，就跑去询问，工作人员从一堆pass掉的稿子里找出了那篇稿子。
我问他为什么不多采访周围的群众、消防队员，让他们谈一谈起火原因、过程以及灭火场面呢？他说当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定要采访到领导，其他人采不采访倒无所谓。说是报纸、电视新闻的头条几乎天天都是领导的讲话和活动。
他这样说，我真是无言以对。
“眼镜”的第二次应聘笔试题目很简单，很容易就过了。面试的时候，他却出了个大洋相。那是报纸老总亲自面试。他让“眼镜”和他做一个模拟采访：把老总当作一个老农，采访一下夏收的情况。“眼镜”有些紧张，开口就是“先生”。老总微笑着摇了摇头，“眼镜”才意识到称呼不对，改口叫“老乡”。“眼镜”的第一个问题是：“老乡，今年夏收水稻的收成怎样？”老总一愣，说：“小伙子，水稻还在田里长着呢。”“眼镜”慌了，问那夏天收什么呀？老总又微笑了，说是小麦。
第55节：被淘汰就直接去跳河
再就是老总问“眼镜”了：“去过农村吗？”
“眼镜”说：“去过，不多。”
老总又问：“你知道三农问题是哪三农吗？”
“眼镜”当时只说了一个“农民”就再也说不上来了。“眼镜”说当时窘得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眼镜”长叹了一口气：“哎，都怪自己平时不用功，知道的东西太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忽然觉得“眼镜”有些可怜。“眼镜”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学历，就混了个成人高校文凭。“眼镜”很是吃惊，他原以为我是什么名校毕业的呢。
在报社门口，我和“眼镜”握手告别，祝愿彼此都能顺利通过笔试。
如果三个月后被淘汰就直接去跳河
面试那一天，我没有看到“眼镜”。参加面试的有十来个人。我第一个得到去老总办公室的通知。
进门的时候，老总正在看我的应聘登记表。我坐定。老总上上下下打量我，半晌才说：“你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我点点头。他审视似的盯着我，有一会儿才说了句：“你的笔试成绩最好。”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爽得不得了。因为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我等待着接下来是不是如眼镜所说的模拟采访。并没有模拟采访。老总问了我很多问题，没有十个就有八九个。就是问了问我为什么没参加高考，之前做什么工作。后来他问我为什么想到来应聘当记者？
其实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热爱记者这个较为体面又有挑战性的行当？或者像余华似的，因为当了五年牙医，看烦了那些肿胀出血的牙龈而逃离？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本能似的选择，没有对选择作理性思考。我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人。萨特说过：“人生是各种选择的总和。”太对了。我想狗尾续貂：人生是各种神秘选择的总和。是的，选择是神秘的，无法解释，不可言说。我始终能感觉到身上那些神秘的东西左右着我的选择，推动着我的人生。
我胡诌个答案：“可能是想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吧。”
老总听了，笑了笑，说在新闻方面我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怎么去胜任记者的工作。我就说：“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我确实很欠缺，这我可以向报社的各位老师学习。不过我相信自己的实践能力。我喜欢写作，从小到大作文都很好，并且，我能吃苦。”
老总说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能写好新闻，新闻和文学是两码事。我就说：“但新闻和文章一样，也是用文字来表现的。写文章练就的文字基础可以派上用场。我相信新闻写多了，自然就熟能生巧。并且老一辈的新闻人如萧乾、魏巍等，本身也是出色的作家。新闻写得能让读者当文学作品读，那才是新闻的高境界。”
老总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不点头，也不摇头。最后他说，“你可以走了。等候通知。”我站起身来，想凑上去和老总握手，可他已沉下头看其他人的登记表。
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和老总的谈话。他有过赞许的表情吗？没有，一次都没有。相反，眼神中似乎还有一丝漫不经心。他对我是什么看法？会不会圈定我？我捉摸不透。心里空空荡荡，没有底。我等待着报社的通知。每过一天，我就不禁想着：完了，他们不要我了。
第五天，我接到了报社通知我上班的电话。
进入报社，我被安排在经济新闻部，身份是见习记者，见习期三个月。听人说，三个月里，不少人都因表现不好被扫地出门。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要争气。如果三个月后被淘汰，直接去跳河。
经济新闻部主任姓周，一见我，便兴奋地握紧了我的手，说：“欢迎加盟！你可是我费劲要过来的。”
周主任告诉我，作为报社编委，他参与了对笔试卷的打分。在他打分的所有卷子中，给我的分数最高，后来，他又向老总极力争取，把我要到他的部门。
周主任30多岁，一点没有架子，很有亲和力。他说自己出身农村，很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又因为性子太直，看不惯官场的作风，就选择做个报人。听其他人说，周主任爱护部下像爱护兄弟一样，有时候甚至为了维护记者的利益拍老总桌子。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暗自庆幸。
周主任把我介绍给部门内的其他记者。同事们一一和我握手。最后握到的那只手，懒洋洋的，几乎是碰一下就抽回去了。这人个头很高，冷冰冰地盯着我。我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说自己叫陈郁，说完，便走开。
同事们和我年龄相仿。我了解到，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其中毕业学校最好的便是陈郁，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说实话，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甚至有点激动：想不到能跟从中国最好的新闻系出来的人做同事，以后可以好好地请教了。我简直有些“三生有幸”的感觉。
我主动靠拢陈郁。去报社的第二天，我采访完自己的第一个新闻选题回来，坐在电脑前，有些诚惶诚恐地写稿子，生怕写砸了。写完后看了看，觉得还不算丢人。我把稿子存进一张软盘，带着软盘踱到了陈郁的办公桌前。陈郁也在写稿，他只略微抬了一下眼皮，问：“什么事？”
第56节：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我说想请他帮我看看稿子。不知为什么，一开口我就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软。他说了句“我现在没空”。我就这么被硬邦邦地顶了回来。
我想走开，又有些不甘心。我看到陈郁的茶杯里没水了，便拿走茶杯帮他去接水。当然，这种举动半实半虚，人嘛，都有虚伪的时候。如果不是希望他为我办点事，我是不会当他的服务生的。我把接满热水的茶杯放在陈郁的桌上，他才抬头正眼看我，说让我把软盘给他，他等会儿有空再看。没说一个谢字，而且口气十分生硬。虽然心里不大痛快，我还是把软盘放在了陈郁桌上。
我坐在自己桌前等。眼前陈郁的背影像一堵墙。等了足有一个钟头，我看到陈郁把软盘插进电脑的软驱。我走过去。陈郁并没有回头叫我。我站在陈郁旁边，他很快地看我的稿子，斜眼对我，说了句：“还没入门。”
我的脑袋微微震了一下。“还没入门”，这是“王牌军”对“杂牌军”首次参战表现的评价。我问他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
“消息的倒金字塔体你知道吗？导语的写法你知道吗？标题怎么起你知道吗？”陈郁以一串连珠炮似的反问，着实让我有点蒙了。
我就说：“我承认自己很多地方都不懂，正因为如此，才来请教你。请你说得详细点好吗？”
谁知道陈郁一点没客气，说：“新闻这门学问大得很，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吃下这碗饭的。建议你还是去大学里当当旁听生，感受感受吧。”
我的自尊心被伤了，默不作声地从电脑里取出软盘，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这位子是我自己努力争取来的，没有人白给，也决不会轻易交出去。我要以行动回击看不起我的人。我一字未改把软盘直接交给编辑。
第二天，在报社的评稿栏上，我的新闻处女作被老总评为好稿。周主任看到我，竖起了大拇指：“好好干，有前途。我看中的人差不了。”
同事们都客气地祝贺我，只有陈郁没有任何表示。从这以后，我和他说话很少。对他，我保持了应有的礼貌。而他始终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在工作上，陈郁的表现还算不错，至少是中规中矩。我留意了他写的稿子，不能说不好，但也很难让人情不自禁地说好。新闻要素一个都不少，叙述清楚，没有语病，也有一定深度，但总让人觉得差点什么。
陈郁以学院派自居，时不时在同事面前搬出一套新闻理论。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不过是野路子，登不得大雅之堂。甚至那些学其他专业的同事，他都有些看不上眼。
我想抓起墙角的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报社与一家企业合作搞了一个爱心助学的活动，资助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经济新闻部的记者倾巢出动，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贫困生家庭采访。
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我找到了贫困生小李家。两间破旧的平房，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小李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