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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貌，但也只有天空和土地才知道自己改变了多少，自己改变成为如何的面貌。
她将他的头拢至自己怀中，让他看她的胸，在双乳、乳沟直至颈下，印满了他的吻痕，鲜红的吻痕。
她对他说：“我要保留住它们，直到永远。”
他们挪至客厅，他将沙发座垫垫了她的头，将她安妥在地毯上，然后沏了茶来。只有一杯，一套精致的茶具，宜兴紫砂壶，壶梁和杯把有巧妙的竹叶装饰。她说这样讲究的茶具当初至少该有4只茶杯的，他说是，但都被他不小心打破了，于是就剩下这一只，他也只需要一只。他从冰箱里给自己取出一听罐装啤酒，他说这房子很少有人来，就连他自己也很少来，偶尔有了客人，他总是请他们喝饮料和啤酒，这些东西在他的冰箱里应有尽有。
他笑着说：“不光茶杯是一只，连吃饭的碗也只有一只了。我不需要更多的餐具，我吃的是外交饭，部里有食堂，外事活动都有必不可少的宴请。”
她也笑着说：“总会有特殊情况，比如，有一个晚上，偏偏就没外事。”
他说：“那我就吃点心，月饼，花生豆，什么都行，只要填饱肚子就行。反正我是个单身汉，一个人吃饱，一家子不饿。”
茶几玻璃下贴着的一份备忘录吸引了她的目光。那是张笔记本大小的复印纸，用打印机打着5条注意事项：
一，洗衣机一次可洗两公斤衣物，不可超重；
二，微波炉不可用来烤面包；
三，电烤箱用后必须拔掉插销，切断电源；
四，垃圾袋在晚上拎出门外，有保洁员收走；
五，每月6日去银行取工资，切记，切记！
她心里一酸，连忙拉他躺到自己身边，紧紧地抱住他。她躺在他的怀里，他的下巴抵住她的额头，就这样默默地拥抱着。她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就会心疼。
过了许久，她问：“你不常住在这儿？你住在哪儿？”
“全世界，我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
这时候她才注意到这房间的布置，除了一套沙发茶几之外，这房间里四周摆满了纪念品柜，简直就成了纪念品陈列馆。青铜铸就的欧洲武士旁美国的自由女神正闪耀着钢的光泽；一对从泰国来的青年“男女”，虽然只有一尺来高，但他们高耸的尖帽和腰间筒裙上却用真正的金线绣着复杂的花纹；一个高大的非洲木雕立在沙发旁角落里，那是个黑人猎手，因为柜子的任何一层都没有那样大的空间容纳他硕大的身躯，他只好屈尊站立在角落里了。
“那是你。是你在哪里！”她指着墙壁上唯一一幅照片说。那照片上有一个奇怪的大圆盘，他微笑着站立在圆盘之下。
“那是南北美洲的分界线，那个圆盘就是标志。照相的时候，我一只脚踩着南美洲，另一只脚踩着北美洲。”
他的下巴仍旧抵着她的额头，告诉她他照这张照片时还很年轻，正做着外交部的信使，在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许多时候，他身上携带着国家机密，只要一上飞机，飞机一飞出国境，他的精神就高度紧张，他必须保证国家机密的安全，自己的生命反而置之度外。4年的信使生涯，战争、灾荒、热带瘟疫，他都遭遇过，但都挺过来了。“我运气好，”他打趣道，“没有遇上飞机失事，否则，”他吻着她的眼睛说，“小姑娘，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了。”
后来他回到外交部做随员。随员是什么？他问。她说，国家领导人出访，随员就是随行人员呗。他听完纵声大笑。这让她想起那天在雪地上的情形，她把信使说成是邮递员，他听了也是这样放声大笑的。她喜欢他这样笑，豪放而富有感染力，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她喜欢他叫她小姑娘，自从认识了他，她心底里就一直怀有这个愿望。假如他是高耸的山崖，她愿做岩石缝隙里的小草，他给她生命的力量，也为她挡风遮雨。多少柔情蜜意，都包含在这一声“小姑娘”里了。
随员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你们做记者的，要从助理记者做起，然后才能做记者、主任记者，最后做到高级记者。随员也算作一个职称、一个阶段吧，不过是最初级的职称，最初等的阶段。他说着，两个人都笑，额头抵住额头。
再后来他到联合国，为中国大使工作。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和平处理机构是什么吗？他总是发问，她总是不能回答。他说，是联合国安理会呀。他接着打趣道，什么时候安理会的官员都下了岗，这世界也就和平了。
他又问道，你知道全世界会议最多的机构是什么吗？不知道。他笑了，说还是安理会呀。安理会的忙闲是世界和平状况的晴雨表，有一年，安理会共开会300多次。212次非正式磋商会，关上门，不让照相，不让录音；112次正式会议，通过了50多个声明、50多个决议。一年开这么多会，说明冲突多。安理会的会又最没有计划，因为没办法预先知道哪里会打仗。按规章，任何一个成员国要求开会，24小时之内必须执行，即使官员们在休假，也得赶回来。在联合国的几年，他随时准备开会。他说，联合国开会，有个坏毛病，很难准时，先到会场的人见迟迟不能开会，就走开去，散步的散步，方便的方便，等主席要宣布开会了，人却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后来中国大使想了个办法，像中国的中、小学那样，设一个上课铃，由主席来摇，这样走开的各国大使们听到铃声，就会来开会了。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工作人员做出预算，为联合国安装这个铃需要一笔小小的经费，预算也顺利通过了。从此，联合国就有了一项新规定，摇铃开会。这只铃后来也有了名字，你知道它叫什么？他问。不知道。她摇头，认真地摇头。他说，这铃叫做“李家铃”，因为那位中国大使姓李。于是两个人又都笑起来，额头抵住额头。
“再后来呢？”她问。
“再后来就回国了，像现在这样。”
她望着他的眼睛问：“你没成过家吗？妻子？儿女？”
他的神色立刻暗淡。这让她又想起那天在雪地上，她说他的工作一定很有趣时他的神色，就这样立刻便暗淡下来，仿佛火焰被风扑灭，飞翔的大雁突然折断了翅膀。他心上有一条伤疤，也许，她不该触碰它。
“我结过婚，还有一个儿子，不过他们现在都在法国，在一个距巴黎很近的城市，里尔。我们的故事，也许你没兴趣听。”
“不，不，我想听，我想听。”
他没把它当一个故事来讲，讲得简洁明了。
他们是大学同学，恋爱4年，一毕业就结了婚。她留校任教，他去了外交部，很快就开始了他那飞来飞去的生活。他们都没想到这种生活最后断送了他们的婚姻。她憎恶飞行，每当那个危险的铁家伙带走她心爱的人，她都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她把他的每一次飞行都看做是一次生命与运气的赌博，你不可能总赢的，她这样断言。而她，却总是稳稳地站在陆地上，从家门到课堂，连学院大门都不出。
她还憎恶他的外出。确实，他在家的时日太少，关心、体贴、灯下的相依相偎，这些丈夫的职责，他都不能做到。最初她还能忍耐，后来渐渐抱怨。她说她没有丈夫，只有一个情人，尽管每次的久别都胜于新婚，但家居生活是一首嘈嘈切切永远也弹奏不完的曲子，琐碎而无止无休，她独自挑起这副重担，很累，很累。
儿子3岁以后她开始走出校门，去给外国人的孩子补习中文。在北京，外国商社、外国使馆比比皆是，这样的机会很多，报酬也相当可观。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她却已经走了，还带走了儿子。临走，她拆洗了所有被褥，把他的衬衣和西装重新熨烫一遍。她有一封长信留给他，信上说，她刚刚发现自己是个一无所有的女人，除了外币。她有许多外币，各种国家的都有，但除了外币她却什么都没有，与其空守，不如去追求外币。她去了法国，在里尔定居，又结过婚和离过婚，现在和儿子生活。他们有信件来往，他还去看过她一次。那是去法国公干，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同事们都跑去参观卢浮宫，他却乘火车去了里尔。儿子已经在读中学，个头快有他一般高了。她在里尔的刚贝当街有一家中餐馆，刚贝当街有许多家中餐馆，她的这家是她与的她第二个前夫离婚时分得的产业。她雇人经营，自己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对他说，她与他度过的时光，至今仍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他说：“我对不起她。作为一个外交官，任何时候，国家的利益都高于一切。这个观念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它已经不是个观念，而就是我的血液本身。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有时会犯困，那么多会，常常开得人精疲力尽，就难免打个瞌睡。说来也怪，只要上边发言有攻击中国的话，我的耳朵马上就会支起来，人也立刻就醒了。这成了一种本能。没有办法，我这辈子恐怕就这样了。”他吻着她的额头，“我只希望，希望自己能够……对得起你。”
宁虹影紧紧地抱住成功，把脸贴着他光裸的胸膛，听着他强劲有力的心跳。她说：“她说的对，和你在一起，真的很美好，没想到会这样美好。”
后来他们谈起了光，在那个他们合二为一的时刻，眼前出现的奇妙的光。
成功激动得坐了起来，抓住她的手摇着。“你也看到了？你也看到了！那是圣光，是圣光啊！”
他们都激动万分，抢着描述那光的情形，他们描述的竟一模一样！
成功说：“这是圣光，在法国北部，我看见过这种光。那次我们从巴黎市区驱车去爱丽舍宫，是上午10点钟光景。刚下过一场雨，路面上还洼着水，空气湿润，天色却渐渐亮起来。太阳就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