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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或其他第三方面去检查他们的行动。他开玩笑地说，假如美国想把他开除出去的话，那就该坚持这一做法。
总统问他，是否认为不可能物色到一个对两国来说都是严守中立的人。主席的回答是肯定的。肯尼迪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三驾马车所行使的否决权将使双方都不能断定对方是否秘密在进行核试验，这样参议院是绝不会批准这一条约的。赫鲁晓夫说，那么让我们全面裁军，苏联就会放弃三驾马车，并且赞同美国提出的任何管制办法，甚至连文件都不必看一看。他认为，作为开端，任何其他措施几乎都比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来得好些。他列举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禁止制造核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等。
总统回答说，在裁军谈判拖延时日，得不出结果时。六七个其他国家却在发展核武器，与此相比，俄国所说的对间谍活动的担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并敦促赫鲁晓夫跨出这第一步。主席说，显然你非常了解中国人，但是我也十分了解他们。总统回击说，你可能会变得更了解他们的。赫鲁晓夫最后说，我已经非常了解他们了。
最严峻的会谈是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正如下面一章中所讲的，赫鲁晓夫饶舌好战，而肯尼迪也毫不退让。正是会谈的这一阶段使总统头脑最为清醒。
他后来说，“我离开时并没有感到……一种谅解……——使我们不至于越过边沿……——将是容易达成的。”他对不止一个新闻记者叙述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以及他本人毫不退让的决心。如果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一番话算数的话，那么眼下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是非常现实的——因为肯尼迪所讲的话也是算数的。赫鲁晓夫仍死抱住所有那些陈旧的神话不放——如检查就相当于搞间谍活动，西德是危险的策源地，美国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以及肯尼迪是华尔街的走卒等等，这也使总统感到失去信心。
对于同样的词——战争。和平、民主以及公众意愿——苏
联人和我们的解释截然不同。对是与非，对什么是内政和什么
是侵略，尤其是对世界的现状及其趋势，我们的看法也都截然
不同。
为了对付在柏林问题上可能爆发的一场核战争（只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来对此进行准备了），他希望记者和人民不要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一直反对的那种自满情绪会继续得到宽容，或者有什么毫不费劲的魔术可以使苏联的攻势改变方向。他希望老是纠缠在他的外援和有关计划上的国会觉醒过来，支持他的下一步行动。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在维也纳表面上的热诚看作是一种新的“1955年的日内瓦精神”或是“1959年的戴维营精神”。但是他对新闻报道可能“卡得太紧”，他私下向新闻界发表的情况介绍又是那么悲观，而赫鲁晓夫在公众场合却显得那么高兴，因此不久就传说维也纳是一次蒙受创伤和挫折的经历，赫鲁晓夫对总统又是欺侮又是威吓，而肯尼迪则垂头丧气、失去信心。
事实上，象好几个记者访问了赫鲁晓夫后的报道中所说的，苏联主席发现肯尼迪“坚韧不拔”，尤其在柏林问题上。他私下很喜欢总统的为人、他的坦率和他的幽默感——不过他说艾森豪威尔更通情达理，而且在U－2事件之前，一直全比较容易与之相处。
实际的结果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谈不上胜利或失败，高兴或沮丧。每一方都想探索出对方的弱点，可是全都没有探索出来。赫鲁晓夫并没有为肯尼迪的理智和魅力所动摇，而肯尼迪本来也没有指望能做到这一点。肯尼迪并没有被赫鲁晓夫的强硬言论所吓倒——如果赫鲁晓夫本来期望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他对一名记者说，“我们分手时，各人坚持着各人的看法。”）在结束冷战方面并没有取得进展——这是双方早就预料到的。不过每一方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和持久的印象。每一方在有关国家的利益上都是寸步不让的。每一方都象身为领导的人所必须做的那样，亲眼看到了他的对手的性格和争论的性质；双方都比以前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立场的坚定不移以及达成协议的重重困难。
西方联盟
1961年年初，肯尼迪开始不仅和他的主要对手而且和大西洋联盟中他的主要伙伴去建立个人接触。他最先会见、最有好感和最常会见的西方领导人是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他们一共会见过七次，仅在1961年中就会见了四次。他们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麦克米伦比较急切地希望与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谈，而不太热心在西柏林搞备战活动。一他拿不准他的政府能否赞同美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规部队的计划。而肯尼迪则知道，他的政府不会赞同英国对赤色中国的承认。总统有时不得不劝阻首相要在东西方之间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的想法。至少有一次，麦克米伦认为肯尼迪向以色列提供美国的隼式导弹一事，取代了英国的一次出售计划时，曾勃然大怒，虽然不久怒气即告平息。
然而，意见的分歧和年龄的差异并没有妨碍这两位领导人的友好相处。每一方都承认对方对历史和政治，无论是国际方面的还是国内方面的，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肯尼迪把麦克米伦看作一位可靠的盟友，对一些他在国内也难以处理的问题上也都非常合作（例如1962年的恢复核试验问题）。肯尼迪欣赏这个英国人的亲切谈吐和风度、他那往往是雄辩滔滔的信件，他们通过横贯大西洋的电话线经常进行的会商，以及他那令人愉快的幽默感。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到超出联盟所需要的程度。例如，1962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双方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书籍和政治的一场无拘无束的讨论上。在拿骚协定（下文即将谈到）以后，有人说肯尼迪对麦克米伦很“软”，肯尼迫回答道：“如果你处在那种困境里的话，你也会需要一个朋友的。”
肯尼迪与麦克米伦的驻美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私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尊重，使总统和麦克米伦的关系得到了加强。这位大使同总统和首相都很熟悉，以致他在阐明，甚至预言彼此对对方建议的反应方面，堪称理想的人选。他是凯思琳·肯尼迪已故的有爵位丈夫（他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堂弟，又是约翰·肯尼迪的老朋友，而且年龄也相仿。1961年年中，当他被派往华盛顿时，他那讨人欢喜的手写的短简使总统十分合意。他们公私交往频仍。确实，总统象对待自己班子中的一员一样，常常和这位英国大使商量或把一些机密的事告诉他。他说：“我信任戴维犹如信任我自己的内阁一样。”
总统对联盟中其他两个主要国家的大使就没有这么信任，这就加强了奥姆斯比一戈尔的有利地位。那两位大使是西德的威廉·格雷韦和法国的埃尔韦·阿尔芳。肯尼迪把他们两人都视为极能干的外交官（尽管有—次当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阿尔芳选择杰奎琳作为传递一封信件的渠道时，总统感到很有趣）。诚然，在1961年，四国大使主要就柏林问题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的频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发现奥姆斯比一戈尔好象很了解他的上级的意图而最不至于向他喜欢的记者泄露秘密和怨言。
与肯尼迪接触最多的另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是西德八十五岁的康拉德·阿登纳。肯尼迪改变了过去杜勒斯把这位总理当作我们的主要欧洲顾问的策略，阿登纳也知道这一点。他们之间在是否要和赫鲁晓夫谈判和对戴高乐的意见重视的程度等问题上，分歧是重大的，也是未能得到解决的。年龄的障碍也是难以克服的。“我感到，我不仅是在对一个不是同一辈的人谈话，”总统对我说，“而且是在对一个不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世界的人谈话。”他发现，要使阿登纳满意和改变是不容易的，要使他的政府保守秘密也是困难的。这位年迈的总理经常需要我们反复保证对他的爱戴和尊敬。然而，肯尼迪对阿登纳是有着真正的好感和深切的敬意的。他钦佩他所完成的事业并欣赏他的机智。虽然阿登纳似乎始终并不充分信任肯尼迪，但他对美国在1961年的柏林问题和1962年的古巴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很尊重的。
夏尔·戴高乐和约翰·肯尼迪仅在1961年的巴黎会谈期间会见过。当时他们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使其他每一个人和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总统被戴高乐在过去历史中的作用和他在未来历史中所注意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在凡尔赛宫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上，他细问这位将军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些先前的同僚的回忆。戴高乐说，丘吉尔只关心短期的目标。“象所有英国人一样，他是个商人。他同俄国人作交易，在东方作出让步，以换取在别处能放手行动。作为一个战士，他有时极有意思，有时却令人难堪。”戴高乐说，罗斯福一直是一位迷人的贵族式人物，是一个突出的能从长远考虑问题的战时领袖，但他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如他对俄国的看法就是这样。尽管“表面上互相极其亲热”，他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对问题的基本看法并不完全是一致的。
“他们两人中，你比较欢喜谁？”肯尼迪问。戴高乐的回答使他很感兴趣。“我同丘吉尔吵得不可开交，但和他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始终没有同罗斯福争吵过，却始终没有能同他很好地相处过。”当肯尼迪谈到丘吉尔和麦克米伦一定都从他们的美国母亲那儿继承了某些品质时，戴高乐夸张地回答说，“纯粹的英国血统似乎不能够产生出真正坚强的人来。”接着，他列举了迪斯雷利和劳合…乔治以及丘吉尔作为例子。
肯尼迪为了准备同这位他称之为“西方的伟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