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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上曾对狄龙说，在这个问题上，“财政部倒很善于击落飘浮到政府别的部门上去的所有气球。”）更为关心国内经济问题的经济顾问们指出，别的国家欠我国的全部债款远远超出它们对我们的黄金储备的要求，而且拥有自由世界五分之二黄金储备的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不大可能处于可怕的困境。
有些顾问私下对总统说，即使贬值也不是不可考虑的——那将是制度上的一个剧烈的改革，但总比让整个制度遭到破坏可取。但是总统强调说，他甚至不希望在他的办公室以外提起这个最后的手段。贬值将使我们花了很大气力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制度完全崩溃，它会导致这个国家的信誉和稳定，以及总统的能力受到怀疑。
有一天，当我们仔细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是第一百万份报告时，他对我说，“我知道别人都认为我为这个问题太操心了。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向银行挤兑黄金的情况，而我不得不将美元贬值，或者把我们的军队撤回国来，象英国所做的那样，那末我就会焦头烂额。况且，这是戴高乐和所有其他的人放在我头上的一根大棒。任何时候只要一发生危机或争执，他们就可以把所有的美元全拿来兑换，那一来我们将落到什么地步？”他怀疑造成1960年提取黄金的那些令人沮丧的谣言，就是由一些美国银行家故意散播的，其目的是要使他在政治上处于困境，他对此也掌握有一些证据，所以他不愿意在1964年遭到这种同样的策略的中伤。
在狄龙和他的有才干的副部长罗伯特·鲁萨的帮助下，总统制止了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外流。尽管欧洲国家不大愿意使它们的储备金中大部分是美元而不是黄金，我们自己黄金储备的外流在肯尼迪执政的最初三十二个月里，比他就职前的三十二个月减少了一半以上。但是国际收支逆差总的说来却比较难以对付。自从苏伊士运河危机使我们的国际收支暂时转为顺差以后，1963年的第三季度比之任何一个季度来说，是国际收支状况最好的一个季度。不过这一季度的成绩部分是由于总统对于在我们市场上流通的外国债券提出一项法案要征收一种特别税而产生的有利影响。他说，这类法案是他希望财政部早就能够提出的。美国的海外投资大部分没有受到限制，他对这种政策依旧表示怀疑。总统说，“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投资会带来较多的收益，但到那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为了不触及私人投资和旅游开支而压缩了必要的公共活动，这种情况实在是很荒谬的——可是，显然这就是现实生活。”每当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带有威胁地谈到，要不让美国人在欧洲投资时，肯尼迪私下就希望他们真会这样做。
尽管如此，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正获得缓慢的进展。当外国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提高时，美国的商品仍保有竞争的能力。财政部与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采取了一种复杂的安排办法，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来保护美元。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劝说其他国家向我们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并让他们提前偿还旧债。尽管有柏林的军事集结，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军事机构导致所有其他部门全削减了海外开支。联邦的民事机构本来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看作是提高威望的标志，这时全受到劝阻，要它们不要这样做。
防止美国人逃避国外所得税的法律变得严格起来。要求别国偿付他们承担的那部分对外援助和军事负担也取得了进展，而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支出差不多完全限于在美国采购。除了采用较高的短期利率之外，新税率的刺激又促使较多的短期外国资金留在我们国内。总统还大力推动财政部与其他国家一起制定一个稳定得多的长期国际货币体系，以便为未来的高水平的国际贸易筹措基金，虽然这种努力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
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遇到需要立法时，一般总是获得国会批准的，不过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般是不知道的。有两种做法的确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一个是缩短日益扩大的“旅游业差距”，建立一个新的美国旅行社，简化签证手续，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到这个国家来，同时把我国公民到国外旅行费用的免税额从五百美元降低到一百美元。总统说，“如果我们限制军人的海外开支，这些有钱人——包括我的姊妹在内——为什么就不能在旅行中少花一些呢？”沃尔特·赫勒在1963年秋天建议，杰奎琳·肯尼迪——她到国外的旅行曾经被大肆宣传，并受到有些人不以为然的批评——是否可以作一次“首先游览美国”的旅行，作为我们争取更多的美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家度假所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总统笑道，“明年。明年，我将要求她这样做。”同时，他认为，对一切海外旅行都加以限制——或者象某些人提出的那样，征税——是不公平的，这对教师、学生和其他不大富裕的旅客都有不良的影响，而提出这种措施的人却不愿对美国资本的流动施加同等的限制。
政府扩大出口贸易的努力甚至更为强烈地唤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商务部长霍奇斯的指挥下，我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派遣贸易代表团，进行市场调查，鼓励出口，以及对美国商人进行教育等。一个全新的出口信贷保险计划发展起来了。但主要的成果——也是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立法成果之———是1962年的扩大贸易法。
如同1961年的反衰退计划和1963年的减税（以及1963年下半年的民权法）那样，1962年的贸易法案成为该年全部努力的中心。它是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的课题，是该年第一个特别立法咨文中的课题，是总统用图表对民主党议员进行打气讲话的课题，是总统几次演说的课题，也是白宫列在几乎所有其他法案之上、优先进行紧张游说活动的课题。总统说，新的提案指望通过使我们的出口增长得比进口快，通过使我们的商人能以更为平等的条件向欧洲共同市场销售商品，而不是在那里开设工厂，将会改善我们的国际收支状况。
但是对国际收支的种种考虑仅有助于说明长期以来要求扩大贸易的许多论点中的一个方面。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的互惠贸易协定法已经过时和不适当了，因为连续地延长期限限制了总统的谈判权力。欧洲经济共同体——通称共同市场——的显著成长和议价能力的加强，以及1961年英国及其欧洲贸易伙伴申请参加共同市场一事，对新的立法产生了新的压力。如果美国的工商业和农业不能以适当的条件分享该市场的发展，那末总统想促成范围更大的大西洋团结和规模更大的美国繁荣的愿望显然都不大可能实现。
1962年中期，互惠贸易法到期了。1961年秋天，当我们拟定肯尼迪的第二个立法计划时，某些顾问只建议把现行的互惠贸易法作第十二次的再延期，只略作一些通常的最低限度的修改。这种策略可以使我们有时间在国会和全国进行酝酿，并等待欧洲共同体对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采取行动。但是总统感到，迹象很清楚，事态的发展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而且既然一个简单的延期也会引起一场剧烈的斗争，不如就来为一项全新的贸易法进行一次斗争，而且也只需要进行一次。总统说，“美国不是靠了等待别人领导而强大起来的。……经济上孤立就不可能发挥政治上的领导作用。”
他在行政部门中建立了一个由费城的银行家霍华德·彼得森领导的特别机构，它帮助在国会中和各种宣传工具上促进这一法案。因为彬彬有礼的商务部长比国际法学家乔治·鲍尔——他是我们的贸易专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事务专家——更易为抱怀疑态度的议员们所接受，总统于是命令霍奇斯，而不是副国务卿带队去参加国会山的全部听证和磋商活动。但是他总使白宫密切地协调这些活动。
国会通常对老的互惠贸易法的表面更动甚至都要抱怨的，因此它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案几乎完全是没有精神准备的。这个法案要授权总统在五年的限期内可以对全部关税削减多达百分之五十的税款，并可以对主要是由美国与共同市场进行贸易的商品实行免税。总统决没有回避这一事实：即为了多销售一些商品，我们就得多买进一些商品；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措施（几年以前他当参议员时就曾第一次提出过）作为贸易法案的一部分，它规定由于必需的进口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企业和劳工，由国家对其提供联邦的“调整补助”。他并不指望这项彻底改革的条款会得到通过。这个条款包括了就它们自身来说决不能获得通过的各种有关社会福利和经济补助的内容。然而，把这项规定包括进去，有助于争取那些持怀疑态度、传统上主张保护贸易的劳工界朋友来支持这一法案。它还可以作为一个“避雷针”，把火力从其他各项条款上吸引开，而且如果需要达成一项折衷办法，它还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个法案的精心安排和惊人成功的最好证据是，当它送到白宫来签署时，它仍然存在一些关于重新调整的条款。
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前的旅行中毫不奇怪地发现，各州的民主党人都赞同党的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只要他们本州的产品受到保护就行。国会的权力既然是按州和地区加以划分的，这就使国会具有保护主义的性质。这一点他从当议员时受到的压力上就知道了。而在1961年卢·哈里斯的三次民意测验——在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和伊利诺斯州——中，都没有出现多数人支持扩大贸易的情况。
1962年，总统着手来争取多数人的支持。他说，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贸易“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