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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他公开地说：
坐在这里（白宫）来看，国会显得比我当参议院中百名议
员之一时权力更大了。……从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
端看到另一端，我看着国会的集聚起来的力量……那里存在
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科益和观点。……因此冲突是不
可避免的。
由于肯尼迪拒绝把立法工作交给立法部门单独去搞而使这种冲突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了。他详细制订出自己的立法计划，并且鼓动公众和个人为他的立法计划施加压力。没有一项重大的法案不是事先后到他同意后。才由他的内阁向国会提出或由国会通过，送给他签署的。他否决掉他不喜欢的一些次要的法案，扣住他所不需要的拨款，不理睬他认为违反宪法的那些限制性修正案，并且为通不过的法案临时采取行政行动。
例如，国会明文规定，联邦政府雇员不在1961年最低限度工资增加的范围以内，同时私商雇用的洗衣工人也没有列入这个范围，但是总统却指示行政机构各负责人务使联邦雇员，包括洗衣工人在内，全领取新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
例如，当国会把设置联邦艺术顾问委员会的一项议案打入冷宫后，他就下行政命令设置了一个这种委员会。
例如，他甚至在请求国会通过授权法案以前，就利用各种资金和权力以行政命令创设了和平队，结果当国会在大约六个月后通过该项立法时，和平队的工作早已全面展开了。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每二项重要的国际协定都送交参议院作为一项正式的长期的条约请求批准，从而冒不必要的拖延和可能遭否决的风险。对于重大的外交政策的动议，他也没有遵照艾森豪威尔的先例，请求国会作出批准的决定。他也没有经参议院确认就派遣私人和官方顾问到国外去执行重大的使命，他派卢修斯·克莱以大使身份在柏林驻了七个月，还把马克斯韦尔·泰勒安插在他本人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他对应召就行政部门还未作决定的一项公务作证的一个职业官员说：“告诉他们说你病了，下星期才能去出席。”他行使行政部门的特权，制止国会的调查人员对国务院和国防部文职人员就他们在誊清演说稿时所作的个别删改而纠缠不以他还抵制有权势的国会委员会主席在退伍军人年金、研究和防务等费用上，强行增加不必要的预算的尝试。
增加防务经费（特别是增加制造B—70型飞机经费）的争端，于1962年3月使这两个部门几乎正面冲突起来。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赞同空军和工业界在制造新式的RS—70型飞机这一同样毫无把握的项目上所施加的压力，试图阻挠总统再次扣住超出其请求所拨出的款项。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故意在这项车事授权法案的措词上做手脚，“指示”五角大楼在RS—70型飞机的项目上使用近五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总统要求的数目的三倍），借以反映出他们对于总统不重视有人驾驶的飞机和无视国会意志所感到的愤懑。报告不仅指示，并且“命令、授权和规定”将该款全数用掉，同时还指出：“如果本文措词构成国会是否有权如此授权的一次考验，那么就来考验一下……（因为）国会在决定国策、防务或其他方面的作用这些年来已经日益减退了。”
麦克纳马拉敦促总统为反对这种措词而战斗。民主党领袖们则敦促他不要与文森纠缠不清。总统的法律顾问们告诉他，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他可以根据宪法上分权的原则，不去理会它的措词。奥布顿恩劝他说，同文森在国会中进行任何战斗都会输掉的，并且在将来的斗争中代价也太大。
肯尼迪采取了他的顾问们认为是不可行的一条途径：由他去劝说文森撤回这段措词。他邀请“这个沼泽地里的狐狸”在辩论前的那天下午到白宫来个别聊聊，并到花园里去一起散步。“卡尔大叔，”他当时这么说，“使用这种语言以及我对它采取不理会的态度，这只会伤害我们的感情，伤害我们的国家。让我来写一封信给你，使我们俩都摆脱掉这一分歧吧。”
那天下午，我和麦克纳马拉就起草了那封信。随后，我和奥布赖恩立即把信稿拿到文森的办公室去。我们无法知道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那封信强烈地重申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敦促删除“指示”字样，同时仅仅答应按照相互礼让的原则重新研究RS—70型飞机这一项目。①但是文森却很喜欢这封信，正式信件当天晚上就送出了。第二天，聚集起来准备在国会展开一场激烈的反行政部门斗争的议员们，听到文森及其委员会温顺地撤回那段“考验”云云的词句不禁大失所望。总统不愿显得扬扬自得，只是说，如果每一部门都把自己的权力用到了极限，那就弄得“乱了套”了。
争取国会
①政府对这个项目重新作了研究，但是始终没有在B—7O型或RS—70型飞机上使用额外的经费。
再者，文森是总统倚恃的主要的南方领袖之一。规则委员会的斗争已清楚表明，没有南方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的大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在激烈争议的法案上取胜。肯尼迪着手谋求双方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在每一个法案上建立他自己的不同的联盟。
南方民主党人比较关心他们的保守派主宰的预选，而对劳工问题和民权问题的院外活动集团，党的全国委员会，甚至对总统帮助他们竞选议员的诺言都视若等闲。1961年以前，南方十一个州的九十九名民主党议员经常总有至少四分之三，往往是六分之五投票反对他们的党，但是通过众议院里文森和其他老朋友的工作，通过参议院里克尔和斯马瑟斯的工作，通过总统自己班子里奥布赖恩和亨利·威尔逊的工作，肯尼迪在五个重大争端中有四个获得了多数南方人的支持。
投桃要报李。在1961—1962年间，肯尼迪集中精力采取行政措施以维护民权。他增加了棉花、稻米、花生和烟草的价格补贴。他对经济不景气地区法案和加速公共工程法案全增添上过分扩大了的农业援助条款。
《民主的熔炉》一书的作者以及华盛顿众议院事务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内尔·麦克内尔写信对我说：
肯尼迪总统与国会打交道方面最使我惊讶的是，他竟能
把那些在保守派阵营里彷徨了二十五年的南方人拉到他的阵
营里来。这方面的工作在1961年底就已扎扎实实地在进行
了，到1962年那一届国会期间则大功告成，直到1963年争取
民权的动乱开始吓坏那些南方议员以后，这种关系才遭到侵
蚀。我之所以谈及这件事，仅仅因为我们这里某些“最有造诣
的”观察家现在全在说，肯尼迪不知道如何同国会打交道。
……这种话显然是胡说八道，这一点我相信你是深知的。
肯尼迪对民主党人的拉拢不可能只限于南方人。他在他的演讲、旅行、邀请人到白宫赴宴和参加仪式、官职的安排以及邀请人到总统包厢里就坐等方面，都对他所赞赏或要争取的所有投票人，作出了优待的表示。对于面临预选竞争的有助于他的议员，他不能公开有所偏袒，只好写一封信给他们“表示赞赏”。他在办公室里与国会各委员会的民主党人主席交换意见，有时候还与某个委员会的全体民主党人交换意见。一系列的白宫招待会五十人一批，接待了两院的全体民主党人。在每届国会开幕和结束的时候，两院的所有民主党议员全应邀来听取总统鼓舞士气的谈话，谈话往往辅以图表来说明情况。在个别会谈中，他并不擅长于大多数议员所爱好的闲谈，但有几个议员告诉我，他们对于总统熟稔某一法案的细节这一点感到惊诧不已。
总统坦率地说，任用权“确实使我们拥有一些影响力，……可是没有许多职位可安排。”这里他也许可以补充说：头疼的事倒不少。人事安排上的争执使他在好几个州里树的敌人比交的朋友还多。七十五年以前，联邦政府每八千个职位中，有七千个不是按量才录用的原则任命的。到了1961年，这种比例则是八千个中差不多只有二十个，而这二十个职位中仅仅有四个是由总统任命的。而且，这二十个职位中大多数要的是受过训练的低薪的专家。不过有的时候，不论同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打交道，在投票的紧要时刻，一个具体的人事安排可以使总统和某个关键的议员互相讨好。
但是肯尼迪在博得共和党人的投票支持，特别是在国内政策的投票方面，通常总没有取得成功。1961年后，仅仅由于赢得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才使他能在参众两院五次点名表决中连续赢得了四次。但是在外交政策、民权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他同共和党保守派领袖德克森和哈勒克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报酬。肯尼迪喜欢他们俩，把他们看作同他一样的行家而加以尊重，并喜欢就他们的成败同他们一起开开玩笑。事实上，到了1962年，他与德克森的关系极好——他一直认为德克森很风趣，而且通过爱国主义（或封官许愿）的召唤往往还可以改变其立场——以致他们俩都不得不向各自的党一再保证，他们彼此并没有过于亲密。当总统出发到伊利诺斯州去帮助德克森的对手竞选时，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温和地断言，他并没有被“肯尼迪主义软化”。
每年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最能说明赢得共和党人的投票是多么必要和何等困难。肯尼迪希望在1961年为重订过的国际开发署的计划取得长期贷款权，从而使一个新国家可以在较有条理的基础上去制订其发展计划，而不是每次仅安排一年的计划。同时，这还便于较为精确地确定其他国家应当提供多少援助，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