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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阁里有一个总统的弟弟，是有种种不利之处。鲍勃说话直率所犯的错误，是不可能十分轻易地予以否认的。他的敌人可以攻击“肯尼迪弟兄”，而不必仅仅攻击内阁。他对其他各部事务的干预，对他的同僚是个较大的威胁，因为他如不是肯尼迪家的一个成员，他的同僚可能会较为有力地加以抵制的。不过他的长处远远可以抵消这种种短处：他少年老成，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和非凡的干劲、忠诚与献身精神。因此，他的种种错误和政敌的问题，在这弟兄俩之间更多地是引起轻松的玩笑，而不是表示惋惜。
同我在1953年初次见到他时相比，1961年的鲍勃·肯尼迪显得更为热情和深沉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这时正相处得很融洽。他在内阁中的工作既增长了他的专业才干，也使他更为通情达理。通过处理种族偏见的受害者的案件，通过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种种起因，他变得更富有同情心了。通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战。而通过跟他哥哥一起工作，他变得更有耐心，更乐于听取意见，更为宽厚，并且不那么固执己见。
肯尼迪弟兄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信任与友爱的关系，这即使在弟兄之间也是罕见的。他们总是立即地互通信息，几乎是灵犀相通的。甚至总统也说，他们的互通信息是“有些神秘难解的”。两人都拿鲍勃在政府里的威望仅次于总统这件事开玩笑。当司法部长打来的一个电话使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一次会议中断了的时候，总统会笑着说，“请各位容我离开一会，这是国内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打来的电话。”
象内阁所有的成员和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们弟兄俩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的。当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关于罗伯特·肯尼迪的访问记使得猪湾事件的争论再起时，总统是很不高兴的。当总统在就职后的一次宴会上开玩笑说，他认为任命他的弟弟做司法部长并没有什么坏处，这可以使“他在当律师之前先有一点经验”，这时候鲍勃也很不高兴。实际上，鲍勃（他不喜欢人家叫他鲍勃，但是始终没能说得总统改口）对于裙带风的指责一直是很敏感的，所以尽管他具有响当当的学历和资历，对于他哥哥想提名他做司法部长的愿望，他早就表示过反对。但是不这样做而叫他担任没有职责的总统私人顾问，没有指挥权的白宫顾问，或是国务卿或国防部长的一名助手，那实际上显然也是困难的。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班子里的新人中显然是个出色的和强有力的人物。他自己的工作班子和助手同鲍勃·肯尼迪和道格拉斯·狄龙的一样，在华盛顿，可能也是在历史上最出众的班子和助手了。主要由于总统对麦克纳马拉的才干十分信任，所以国防部开始在与其他部门有关的各个领域内起着一种比这些部门重要得多的作用，诸如在民防、太空、情报、准军事性的行动、对外援助以及一般的对外政策等方面。同有些国防部长不一样，麦克纳马拉甚至深入地钻研了种种军事问题。此外，他在企业界的经验在那次钢铁价格的争端中发挥了作用，而他过去作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有独立见解的共和党人经理这一身份，对于制止共和党人的攻击也是个有效的因素。
麦克纳马拉起初不愿意离开企业界。他的名字是由施赖弗的搜罗人材的班子提出来、并由几位社会贤达加以推荐的。施赖弗到底特律去邀请麦克纳马拉的时候，拒绝接受否定的答复。麦克纳马拉于是到华盛顿去向当选总统再次表示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肯尼迪回答说：“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专门训练内阁官员的学校。”麦克纳马拉重新考虑了这件事。他得到当选总统的保证，他将既不受赛明顿的研究五角大楼改组问题的班子的约束，也不在选择他的下属问题上受任何政治义务的约束，这样他便决定，不可能再对总统说“不”了。
他们俩都始终没有为这项决定感到遗憾。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公务关系与私人关系。他们在重申文职官员对军人的控制方面互相支持。两人都长时间地埋头苦干。两人都喜欢作出明确的决定，而不喜欢长时间地设法弄得人人满意。在我与肯尼迪相处的十一年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对任何别人象对麦克纳马拉那样快地引起了钦佩和尊敬的感情。这种情况使麦克纳马拉一家能够不受肯尼迪的那条成规的限制，即把公务关系与私人交情分别开来。
总统公开和私下都一再用热情洋溢的词句称赞他的国防部长。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驳回麦克纳马拉的建议。麦克纳马拉满怀信心地表达出的简明的权威性结论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也始终没有使他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他也感到，合众国总统在处理同新闻界和同国会的关系方面，要比大汽车公司的经理多知道一些。肯尼迪明白，麦克纳马拉精力旺盛地插手外交事务，往往遭到国务院的怨恨，所以总统对于什么时候要依靠麦克纳马拉、什么时候要抑制住他、什么时候听取国务卿的意见，有一种精明的意识。
迪安·腊斯克具有许多品质使他非常适合做肯尼迪的国务卿。许多人曾经预言，肯尼迪将是“他自己的国务卿”——这句话实际上无法应用到下列这些工作上：管理一个庞大的部门和全体外交人员，处理跟一百多个国家的日常关系，以及在几个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跟盟国和敌对国家进行谈判。肯尼迪指望腊斯克担负起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责任，他还明确表示，腊斯克——而不是麦克纳马拉、邦迪或是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征询意见的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是他在外交关系方面的主要顾问和代理人。
但是有少数总统在别人的政府里本可以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国务卿，肯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表现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兴趣、精力、经验和胆略远远超过了他对所有其他各个部门的表示。象麦克米伦、戴高乐、赫鲁晓夫和当代的大多数政府首脑一样，他认为和平太重要了，不能光交给外交官去处理，他必须亲自掌握外交政策的制定。一个象艾奇逊、杜勒斯或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那样惯于维护自身的坚强领导的国务卿，是不会如腊斯克那样地同肯尼迪和睦共事的。另一方面，彬彬有礼、谦和庄重的腊斯克几乎过于随和地听从白宫的倡议和干预。他为人沉着平静、谦恭有礼、小心翼翼，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从不明确表态，而在同国会保持的绝好关系中，他也从不锋芒毕露。他精明而博识，但是从不傲慢自大，他措辞用字冷静而谨慎，总避免同平淡易懂的推理不必要地纠缠不清。肯尼迪认识到腊斯克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一个见多识广的谈判能手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所以很喜欢他这个措辞简洁、不唱高调的国务卿，尽管他始终没有叫过他“迪安”。反过来，腊斯克对总统也是绝对忠诚，全心全意地为实现总统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他的忠诚是早就得到证明了。在新旧总统交替的过渡时期，我曾一本正经地把我们从一份哥斯达黎加的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交给他。这是一份在该国的愚人节那天刊登出来的材料，内容是一张假照片和一篇新闻报道，说当选总统肯尼迪“在赴”棕榈滩的途中，曾在圣约瑟停留了一下，答应给予哥斯达黎加一笔数目特别大的外援赠款。腊斯克看了看这份虚假的剪报材料，严肃地点点头说，凡是当选总统承担的任何义务都必须遵守。尽管他随后也表现出来具有一种捉弄人的幽默感，但是当我向他讲明这是个骗局的时候，他显得比较放心而不是感到好笑。
腊斯克的优点也就是他的缺点。总统有时也希望他的国务卿——他发现国务卿的意见在表达出来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会更大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更直率地提出解决办法，更经常地对五角大楼的计划提出富有想象力的代替方案，并且更有力地管理国务院（在国务院他的下属中，有四个并非由腊斯克亲自挑选来的前州长）。腊斯克有时则似乎太急于驳斥人们关于国务院太软弱无力的指责，而去接受国防部的强硬主张，国务院显得软弱无力。肯尼迪感到，总统和国务院往往太不知道国务卿的看法了，而且不论在公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同国会的交锋中，腊斯克往往也并不象他的大多数同僚那样，跟总统一起分担有争议的决策所激起的批评。国务卿对另外一种批评——针对国务院官僚政治一再表现出来的缺乏创见的批评——倒是几乎过于沉得住气了。
洛维特和艾奇逊都曾极力推荐腊斯克。肯尼迪以前从没有会见过他。他把这位前外交官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找了来——腊斯克当时是该基金会的主席，在会上刚会见了基金会的理事狄龙——同他简短而有点笼统地谈了谈腊斯克写的一篇文章“论总统”，第二天便打电话给他说，国务卿一职就是他的了。
同有些新闻报道所说的正相反，总统始终没有为挑选腊斯克当国务卿而感到很遗憾。实际上，他对腊斯克面临新闻界的一再猜测，说他会被降职一事所保持的容忍态度感到十分钦佩。肯尼迪既没有把腊斯克降职，也并没有希望在自己开始执政时任用的是他原来考虑过而逐步排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