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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答复来衡量：
首先，我们真是勇敢的人吗……？
其次，我们真是果断的人吗……？
第三，我们真是正直的人吗……？
最后，我们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吗……？
我这个马萨诸塞州之子，希望在上帝的庇佑下能使这些
品质成为我们政府办事的特征。
政治纲领的制订
到肯尼迪飞往波士顿时，这位当选总统的步调几乎可以同秋季竞选时的狂热程度相比拟，虽然体力方面的消耗是少得多了。两个月前，他在海恩尼斯港兵工厂就竞选胜利发表的那篇简短声明说：“现在，我和我的妻子在为一个新政府——以及一个新婴儿——作准备。”在随后几周里，他迎来了新婴儿，并且大体上组成了新政府。他经常睡得很好，钓钓鱼，打打高尔夫球，访问了林登，B·约翰逊的牧场，还到纽约的剧院去看戏，并且同家人欢聚一番。他避开了一大批求职的人，推荐了学生时代同一寝室的伙伴、前格洛斯特市长本杰明·史密斯去填补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他把自己的公司股票和债券全部卖掉，把它们变成了政府债券。他阅读了上二十本议论中肯而又令人愉快的书籍，批阅了数十份报告，并且一再跟他的日益增多的同事开会商讨。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不仅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而且拜访了赫伯特·胡佛、比利·格雷厄姆、劳工领袖们、农场主的领袖们、黑人领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举行了十九次各种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他跟林登·约翰逊以及国会两院的主要民主党人商谈。他收阅定期的情报摘要，并同英国大使和德国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在就职之前他还要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晤。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当时居住的不论什么住处的起居室或图书室里——在棕榈滩、乔治城，或者在卡莱尔大饭店的楼顶房间里，而且他的“办公室”总是生气勃勃的。在肯尼迪参议员接见一个可能被任命的人时，另一个人已等候在他的卧室里。有时候，等着的还有一个要向当选总统作简要汇报的助手和一个应邀前来看他的代表团。外面，新闻记者和特工人员群集着；里面，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我曾记录下一天下午他给我的指示（主要由于我为别的事碰巧在那里），那可以说明他的活动范围：
打电话给威斯纳。……问问洛维特，菲斯克是否愿意接受任命，在今天下午会议前把结果告诉我。……替肯·加尔布雷恩在农业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个办公室。……问问鲁萨，斯普劳尔小组在什么时候向白宫报到。……向腊斯克打听一厂，同麦金尼比起来，让麦科恩留任是否要好一些。……和众议院议长核对一下海斯问题。……派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菲律宾去了吗？……查一查米尔斯的投票记录。……征求一下马西的意见。……杜萨里担任财政部的什么职位好？……马格纳森要求在就职演说或者国情咨文中提出电视教育和海洋学方面的问题。……问问莫尔斯有关最低工资报告的事。
恰好在我再次跟当选总统一起开会的时候，我最后打给莫尔斯参议员的这个电话的回电来了——那时，莫尔斯正在纽约我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里——肯尼迪接了这个电话：“是的……他在这里，总机吗，电话由我来接。……我就是参议员肯尼迪，今天我替索伦森先生接电话。”
然而，同这种经常紧张的气氛大不相同的是，制订一个新的总统政纲的工作正在悄悄地进行着。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自从1933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接替共和党人做总统，这次接任是无先例可援的。换了别的总统，他可能会等着就职，而后，象1953年时那样，指派一些研究小组，以便赢得时间和考虑问题。但是肯尼迪对他所担负的使命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有人问到，要是他当选总统，首先要干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要确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我们的议事日程应安排些什么，并且，在1961年头几个月里就把它们摆在美国人民的面前。”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在1960年最后几个月里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
1960年夏天，在他获得提名之后，这位参议员就曾经相当公开地责成手下在竞选后的过渡时期内发表一系列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斯图尔特·赛明顿主持写的关于改组国防部的报告、艾德莱·史蒂文森主持写的关于对外政策诸问题的报告、保罗·尼采主持写的“超党派的、代表两党的”关于国家安全措施的报告以及众议员弗兰克·史密斯主持写的关于自然资源需求情况的报告。此外，艾夫里尔·哈里曼将到非洲去视察，参议员乔·克拉克和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则应准备一些民权方面的新议案。在竞选刚开始时就宣布进行以上一项项研究，这在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但是，在11月9日午后，公布这些报告已经不再是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了。作为制定各种新计划和新政策的基础，那就需要提出更多的研究报告了。公开的报告也是有用处的，它们可以作为试探政治气候的气球，还可以作为肯尼迪获胜的势头仍在持续发展的公开的明证。
史蒂文森报告中常常涉及的几个论题——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剩余粮食、非洲、美国新闻署、海外人事及裁军问题等——全指定由史蒂文森的同事乔治·鲍尔和约翰·沙伦领导的几个新的特别工作组去研究。詹姆斯·兰迪斯应邀提出有关制定规章的机构的报告；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就政府改组问题提出报告。我作为当选总统特别顾问，接受的头两项任务是：（1）组织一个特别工作组去对付经济衰退的问题，（2）跟总统一起制定其他需要研究的题目。后一项任务的清单很快地扩大到包括经济萧条地区和西弗吉尼亚、住房和城市、卫生和社会保障、教育、税收、最低工资、外层空间、拉丁美洲、印度、文化交流、美国新闻署以及和平队等问题。
这份清单上的题目显然有重叠之处，这有时引起了混乱，但它却反映了肯尼迪的审慎的作风。当他拒绝一个调整的方案时，他说，“只有一套顾问班子，对我说来干脆是不成的。”农业是个漏掉了的重大的题目，我们曾试图就这个问题筹建一个特别工作组，但失败了。我们找到了许多对农业问题思想解放的人，我们也找到了许多农业专家，可是我们没有能找到思想解放的专家。
除了“经济萧条地区一西弗吉尼亚委员会”——它是为了履行肯尼迪旧日的诺言，而以保罗·道格拉斯参议员为首马上组织起来，以便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听证活动的——以外，这些特别工作组的建立均未宣布。在这些小组里供职的近百名人员，大部分来自专业人士、基金会和大学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两位大学校长。这是对美国知识界人才的一次异常迅速的动员。我负责的十三个人的名单，是根据人事档案、朋友关系和肯尼迪班底里各个人的记忆，以及每个小组主持者的推荐而获得的。
据我记忆，没有一个人拒绝到特别工作组工作的邀请。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正值知识界对新政府抱有希望并愿意合作，一方面是由于通过委以备受尊敬的职务而使他们的才能得到了赏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接受任务的口气，比起他们最初听到接线员的话——“索伦森先生从棕榈滩打电话来给你”——的时候的反应，热情略差一些。
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是没有酬劳的，而且往往连工作经费都没有。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小组主持人才能获得公众的称赞，并得到当选总统的亲自接见。在这些专家中，有许多人不久便在肯尼迪政府中获得了职位——这些人是杰罗姆·威斯纳、沃尔特·赫勒、威尔伯·科恩、莫蒂默·卡普林、亨利·福勒、詹姆斯·托宾、斯坦利·萨里、阿道夫·伯利、乔·麦克默里、汤姆·芬勒特、罗伯特·谢策尔、唐纳德·霍尼格、弗兰克·凯佩尔、林肯·戈登、杰里·斯平加恩、钱皮恩·沃德、阿图罗·莫拉莱斯·卡里翁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名单中的“学术界顾问”。但是有些人没有受到邀请，有些人未能接受邀请。此外，财政上的限制，立法方面的反对或者其他实际上的束缚，往往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使他们如果不是沮丧的话，至少也是感到失望的。
在1961年1月初，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报告送给肯尼迪的时候，当选总统私下对它们的评价是“很有助益”以至“极好”①不等。有些报告，例如主张对各个军种根据职能界线加以大规模改组的赛明顿报告，引起的争论太大，只能对将来的规划起到刺激作用而已。其他有些报告，例如珀杜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霍夫德及其第一流的教育问题特别工作组所提出的九十亿美元经费的那项计划，只是确定了一种不可能立即达到的标准。但是，所有报告都提供了有益的材料、论点和主张，并且所有的报告几乎都在立法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例如，保罗·塞缪尔森的反衰退特别工作组，在制订新政府最初的一些经济计划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使肯尼迪枉费心机地加倍努力，想劝诱塞缪尔森离开他所爱好的学院的宁静生活并参加到“新边疆”来）。
①这些报告或报告的摘要，一般在送交当选总统后就予以披露，尽管有些建议——例如在拉美报告中有关古巴问题的建议，在税收报告中有关改革赋税的建议——被认为最好保密。凡一经被任命为相应的内阁成员和次一级的内阁成员都可以看到这些报告。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在他们所分工的范围内与相应的特别工作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