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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想灌醉我呀。”游芳摇了摇头，再次举杯一饮而尽。或许是饮得太急，脸上慢慢酝出浅红色。
真是个不错的开始，我还怕她推脱不喝呢。接下来我使着各种法子频频劝酒，那个娟娟却是没工夫照料了，由她一首首唱下去。
我的酒量实在是差，每次只喝一点点，却已经感觉到了微微的酒劲。再喝下去自己就醉了，得想个法子进正题。
“那多啊，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游芳说。
“我？文化领域的。”本来告诉她我是记者也没关系，考虑到干她这行可能对记者有些敏感，我就没直说。
“文化领域太大了，具体呢？”游芳脸上的红晕更明显了，靠在我身边，淡淡的酒味混着香水味飘到我的鼻子里，有着相当的吸引力。想到这位是六耳的母亲，心里的感觉格外奇怪。这把年纪还能散发出如此大的诱惑力，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尤物。
“靠笔杆子吃饭的。”我说。
“作家啊，怪不得看着这么文质彬彬呢。”
我笑笑，没否认。
游芳看看在那里唱歌的娟娟，说：“你好像对娟娟不起劲啊，是不是今天姐姐给你安排的人不满意？”
“哪有，绝对满意的，我就是喜欢听人唱歌。”
游芳笑起来：“满意的话，下次介绍朋友来啊。”
我微笑着说：“那是当然的。不过，你不问是谁介绍我来找你的呢？”
“哟，对了，开始还想问的呢，一忙就忘了，是谁呀。”
“你猜猜，是你最最熟的。”
“最最熟的？”游芳蹙起眉。她连报了几个人的名字，当然猜不中。
“谁，你倒是说呀。”
我给她倒满一杯，说：“你喝了这杯，就告诉你。”
“真是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谁让你猜不出嘛，都说是你最熟的了。这样，你先喝了，如果我说出名字你说不熟，我自罚三杯，绝不食言。”
游芳皱着眉又猜了几次，最后盯着我恨恨说：“一定让你罚三杯。”然后把这杯芝华士喝了下去。
我看着琥珀色的液体倾斜在酒杯里，越来越少，终于消失在游芳的红唇间。转眼，她的脖颈和锁骨处的皮肤都泛出了红色。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究竟是谁了吧。”她帮我满上酒杯，眸子变得水汪汪地，看着我说：“我可等着你喝呢。”
“游宏，是游宏。”今晚真正的戏肉，就从我轻轻说出的这两个字开始。
酒精产生的延迟作用，让游芳在两秒钟后才反应过来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她霍地站了起来，身子微微晃了几下，退后一小步才站住。
“谁，你说谁？”
旁边的娟娟发觉情形有异，停了下来，不再唱歌。
“是游宏啊。这么些年来，难道他不是你最最熟悉的男人吗？”
游芳盯着我，已经变了脸色。刚才还和自己儿子的朋友亲亲我我，纵然是她这在红尘里打滚多年的人精，一时之间也难以接受。
等胸口的起伏稍微小一些的时候，她重新坐了下来，但和刚才比，离我的距离远多了。
“娟娟，你先出去一会儿。”她说。
娟娟应了一声，乖巧地快步走出包厢。
“说吧，什么事。阿宏总是对别人说我死了，他肯告诉你我的事，还让你来找我，一定把你当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他没什么朋友的。”这时她神情肃然，完全没了刚才的烟花媚态。
“阿宏最近去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按照设定好的剧本，我这么说。
“啊！”
游芳的反应让我很满意。酒精和突然的心理攻击，已经让她的心防大大减弱，现在所剩下的，只有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担忧。
“我想你不知道这件事吧，他的心理问题很严重，医生说他患有抑郁症。”
“我，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游芳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手足无措：“需要多少医药费，要不，把他送到国外去治？”
“不是钱的问题。他需要完整的心理治疗，医生甚至建议用药物控制。可是你知道，这类药物对人大脑的损害相当大，特别他这么年轻。所以，想先尝试用单纯的定期心理辅导。其实我是个记者，我帮他找了个很不错的心理医师，可是那位医师昨天告诉我，阿宏有个心结，不解开这个心结，他的治疗无法继续下去。”
“心结？什么心结？”游芳急着问。
“单亲家庭的孩子本来就容易出心理问题，而且，你的工作性质也是他患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不好意思，我说得比较坦率。”
“没关系，我猜到了。”游芳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红晕，苍白得吓人，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这让我很有负罪感，但为了六耳也顾不得了。
“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肯告诉他父亲的事，原本孤僻的人就很偏执，现在得了病尤其如此，你越不告诉他，他就越想知道。如今变成了他一块心病，他抑郁病的根源就在他的双亲问题，治疗的时候不可能把父亲绕过去的。”
我直起腰，望着愣住的游芳，严肃地说：“我知道你不肯说他父亲的事，一定有不得以的苦衷。阿宏的性格，现在也不可能缠着你问，像他今天下午就打过电话给你，但你还是不愿意说。”
“我……”游芳呐呐着，还没说什么就被我打断。
“可是站在我的立场，因为一位已经死去的人，而毁了儿子一生的幸福，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理解的。不要忘记了，你是一位母亲！”
游芳的脸更白了，她闭起了眼睛，然后眼泪就流了出来。
我没想到她的反应这么激烈，顿时不知该再说什么。
她用手背拭去眼泪，然后双手捂着眼睛，好一阵。等她把手放开的时候，眼睛周围已经一团糟，眼影都乱了。
她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却没有擦眼睛，而是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
“1982·夏天，张金龙”，我念了一遍。
“他爹叫张金龙。”游芳说，她拿起另一块纸巾擦着眼睛。
“那1982年夏天是？”
“他死的时候。”
“怎么死的？”
游芳看着纸巾上黑黑的痕迹，把嘴唇抿成薄薄的一线，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他真的那么有决心查他爹的事，总是能知道的。”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游芳对此还是有所保留，但她提供了名字，这就是最大的线索，也不必现在逼问，看得出她非常爱她的儿子，她不想说一定是有理由的。
“那你先生是八二年几月几日死的？”
“他不是我丈夫。”游芳一字一顿地说。
“啊……”
“我只记得是那年夏天，具体时间忘记了。”
“忘记了？那，他是几岁死的？”
“二三十岁吧，具体不知道。”
“不知道？”我可真的愣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但现在，游芳似乎也没有骗我的必要啊。
这张金龙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好了，你也不是来玩的。能说的我都说了，你回去告诉阿宏吧。我这作妈的实在有太多地方对不起他。”
我想摸出钱来结帐，被游芳推了回去。
“你这做朋友的为阿宏煞费苦心，这些费用要让你付，我就真没脸没皮了。”
她这么说，我就不再坚持清空自己的钱包，互道再见后，离开了这男人们纸醉金迷的所在。
六耳父亲的名字已经得到，不管张金龙身上有多大的秘密，顺着这根藤，再深我都要把它挖出来。
八、寻找张金龙
找一个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等我开始着手想要查找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向游芳问一个信息，要是游芳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找起来就真的很麻烦了。
好在我电话打过去，游芳很痛快地告诉我，张金龙死的时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该对历年死亡者有统计汇总才对。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被吃闭门羹的。这种东西算不算机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没有向市民提供这项服务的义务。记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记者陆青书刚参加完民政局组织的记者旅游团回来，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政府机关和对口的记者是一种互利互惠关系，虽然常有记者不小心惹某位领导生气，但总的来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还是能办成的。
可是过了一天陆青书很不好意思地来找我，说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信息没输进电脑，查起来太费人工，说要查行，得自己过去。陆青书说可以帮我打个招呼，如果我高兴跑过去查的话。
我当然说愿意。
回去和六耳一说，他高兴之余，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虽然没你和我妈说得那么夸张，但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的确是一直以来我的一大心愿。所以，我不能让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现在我已经可以出门了，两三小时里别人不会发现太大的异状。再说，我一发现毛长得长了，随便找个厕所躲进去刮干净就行。”
上次我问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六耳奇怪的很，逼问我是怎么在他妈嘴里把话套出来的。我把实情招供后，他大叫大嚷，说我太能扯蛋，和我闹了好一阵。我一边和他折腾，心里却挺高兴，这说明他已经渐渐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所以我稍微叮嘱了六耳几句，就答应了他。
周二的上午我起了个大早（当然是针对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
宣传处的小吕昨天已经在电话里和陆青书说好，见了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就领我们到档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