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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呢？的确，我在那所半乡下的小学学得很好，后来在那所有校车来接我的远郊高中里学得也很好；而且我以前确实对许多科目都感兴趣，并且显示出了出色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想像力。问题是，我似乎无法保持这种能力，无法做出一种持续的努力。我的老师经常给我母亲添乱，说我不预习，不完成作业，可一到考试的时候，我总是能有令人信服的表现。我对一些秘密的事的兴趣似乎也在很短的时间里逐步消失了。我的确是特别缺乏注意力。我记得我经常是坐在那儿，手里捧着一本我喜欢的书，然后，过了几分钟或几小时后，发现我自己翻过了好多页，却不记得我读过的内容。有时，我只是因为想起了我父亲“要学校，要深入的学习”的督促，才继续学下去的。
你可能以为这不足挂齿。对于一个自闭的孩子来说，没有显示出巨大的毅力和智慧力是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对这种孩子来说，变得懒惰、软弱和优柔寡断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没什么奇怪的——只有太多的怜悯和责备。我经常会自责，因为正像我父亲鼓励我的那样，我感觉到了我自身的一种力量和一种能力。但是，有太多的人是无法失去他们的力量的。后来发生的一些事终于使我明白了，我失去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我母亲是按我父亲留下的指示安排我的深造的，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在我高中毕业后，她把我送进了东部的一所古老的大学——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它位于古老的阿克汉姆城，紧邻与它同名的一条蜿蜒的河流，复斜屋顶和榆树成荫的大道静得似乎能让人听到女巫的踱步声，虽然没有“常春藤联合会”的那些学校那么著名，但它也具有和它们一样高的地位。我父亲当初是从东部一个看上他的才艺的雇主那儿听说这所学校的，他为那个名叫哈利·沃伦的人在一片柏树林里的沼泽地上探过一个墓地，那个人对米斯卡托尼克的高度评价使他对这所大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高中的成绩本没有达到入学标准（我缺少某些必备的条件），但我刚好——令我的所有高中老师都感到震惊——通过了它严格的入学考试，和那些在达特默思的学校一样，它也对希腊文和拉丁文有要求。只有我才知道这会引发人们多大的猜想。我不能让我父亲在我身上寄予的希望落空。
不幸的是，我的努力又白费了。第一学期还没结束，我便回到了南加州，一连串的打击使我身心俱疲：神经过敏，思乡病，身体病症（贫血），越来越长的睡眠时间，还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的梦游症又复发了，我曾不止一次地梦游到阿克汉姆西部的那些荒山深处。我用了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努力想坚持下去，但在我出现了一些特别严重的症状后，学校的医生还是劝我放弃了。我觉得，他们认为我连适度的坚强都不具备，而且他们对我给予的不是同情，而是怜悯。看着一个年轻人被那种只有受惊的小孩子才会有的伤感和渴望折磨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在这点上，他们似乎是对的（虽然我现在知道他们是错的），因为我的病除了证明（很显然地）是思乡症外，什么都不是。我如释重负般地回到了我母亲身边，回到了我们在山丘上的砖屋，当我重新走进每一个房间时，我又找回了更多的信心——特别是在地下室里，当我看到打扫得很干净的硬石地板，和我父亲的工具、化学药品（酸之类的），以及刻在地板上的、以海洋为题材的装饰雕刻和那行花体字“梦想的大门”时。当我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时，似乎一直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在拽着我，让我回来，只有在现在，它的拉力才完全松弛下来。
（那些声音铺天盖地：“必不可少的水手，大衮的神殿，灰色的、扭曲的、脆弱的畸形，笛声的喧嚣，鲁雷的珊瑚城堡……”）
那些山丘和我的家一样帮助我找回了信心。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去山上漫步，穿行在那些熟悉的小径上，两边都是枯黄的矮树丛，我的脑子里全是古老的故事和童年时的思想片断。我觉得只有在那个时候，只有在我重新回来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山丘对我意味着什么。从水手山和陡峭的威尔逊山——还有它宏伟的天文台和100英寸长的反射镜——下行，穿过遍布洞穴、有许多蜿蜒的分支的图强迦峡谷，来到那片平地上，然后越过低矮的凡尔杜果山和附近的、格里菲思天文台——和它的小望远镜——所在的那座山，走到险恶的、几乎难以企及的波特里洛和蜿蜒的、因巨大的、原始的太平洋突发大灾难而形成的托庞迦大峡谷——所有这些山丘无一例外的都是沙质的，有裂缝的，暗藏着危险，泥土就像岩石，而岩石就像风干的泥土，腐朽，易崩塌，而且多孔易渗水：我（一个跛脚的人，惊恐的聆听者）像是着了魔似的被这一切吸引住了。实际上，现在我还有越来越多的着魔症状：说不清是为什么，相比于其它小径，我对某些小径感到更亲切，而有些地方是我必须要驻足停留一会儿之后才能离开的。我的幻想或看法比已往更明确了，我认为在那些小径下面有隧道，是那些在隧道里游荡的东西把远处那些毒蛇招来的，因为它们是同类。是否有一些可怕的事实引伸到了我童年时的那些恶梦里呢？——我回避了那种想法。
正如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我在从东部回来之后的一个月里所认识到的。在那个月的月底，我决心要战胜我的魔症和我令人反感的思乡病，以及所有那些难以捉摸的软弱和内心的障碍，正是那些障碍使我无法成为我父亲梦想要我成为的那种人。我发现，完全中断我父亲为我计划好的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学业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决定要摆脱困境，但又不离开家：我要去附近的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选修课程。我要学习，锻炼，强健我的身体和头脑。我记得我做出的决定是很认真的。这其中有些东西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我的计划看似合情合理，却是我更进一步陷入心理陷阱时不可避免的一步。
不管怎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似乎生活得很好。配合着系统的锻炼及更好地控制饮食和休息（还是一夜睡12个小时），我变得比以前健康了。我在东部时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不再梦游了。我不住校，而我在学校里一直不断进步。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些那些富有想像力的、带有悲观情绪的诗，还夹杂着玄学的思索，那些诗使我在一个小的读者圈里小有名气。奇怪的是，令他们产生兴趣的是我从阿克汉姆带回来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东西，一小本诗集，那是我在那里的一个到处都是灰尘的旧书店里买的，《亚撒索和其它的恐惧》，作者是当地的一个诗人，爱德华·皮克曼·德比。
现在我知道了，我在大学的那几年里所取得的新成绩在很多程度上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我决心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从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但要让我留在家里），所以我才会觉得我进步很快。在我的整个大学阶段，我一直努力使自己保持那种信念。至于我为什么始终无法深入研究任何课程，至于我为什么始终无法创造出任何需要持久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东西，我给自己的解释是，我现在所做的都是为将来取得伟大成就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和“智力定向。”
我想我知道我都看了哪些书，但此时那些声音正在告诉我，“纳戈－索斯秘语，尼亚拉索特普的锁骨，洛马的连祷文，皮埃尔－路易斯·蒙塔尼的世俗沉思录，死灵之书，克拉姆亚的赞歌，杨－李的概要……”
（外面已经是正午了，也许正午都已经过了，但屋里还是很冷。我勉强吃了点儿东西，又煮了些咖啡。我已经下到地下室来了，正查看着我父亲的工具和其它东西，他的大锤和酸瓶等东西，还看了看那行字，“梦想的大门，”并且轻轻地在上面踩了踩。那里的声音最大。）
在我的6年大学生活和“诗意的”生活里（我承受不了全日制课程），只要说我活得还有一部分人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已经逐步放弃了我的一切雄心壮志，变得满足于过一种微不足道的生活了。我花时间在一些容易的课程上，写一些小散文，偶尔也写一首诗，照料我母亲（除了为我担心，她的要求不高）和我父亲的房子（房子建得很结实，几乎不用照料），心不在焉地在山里闲逛，睡长觉。我没有朋友。其实，是我们没有朋友。艾博特·基尼已经去世了，而且洛杉矶把他的威尼斯偷去了。西蒙·罗迪亚也不再来我家了，因为他现在完全投入到他独立进行的一项伟大工程中去了。有一次，在我母亲的要求下，我去了沃茨，在那片装点着献花的、丑陋的平房区，突兀地矗立着他那个神话般的塔，就像一个蓝绿色的波斯梦。他没记起我是谁，随后他边干活，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我。我父亲留下的钱（都是银元）对我母亲和我自己绰绰有余。简而言之，我已经变得听天由命了，而且没有感到不愉快。
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我开始渐渐专注于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的学说，他认为文明和文化是有循环的，而我们自己的浮士德式的西方世界连同它全部的、对科学进步的宏伟梦想正走向一种野蛮的状况，这种野蛮将会吞没它，就像哥特人、汪达尔人、锡西厄人和匈奴人吞没强大的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庭一样确定无疑。当我从我的山顶俯瞰熙熙攘攘的洛杉矶时，我平静地想像着未来的那些日子，一队队气势汹汹、蓬头垢面的野蛮人将走在铺着柏油、坑坑洼洼的街道上，把每一座废弃的多用途建筑都看作是另一种“茅屋”；建在山顶上的格里菲思公园天文馆——有着高大的外墙的浪漫的石制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坚固的堡垒——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