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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大概他去寻找其他工作了。”
这次她看着我。
“克雷顿不会不告诉我就去其他地方。”她说,“他在镇上的加油站有一份工作。他每天晚上都回家。他们在离这儿两英里的一个壕沟里发现了他的汽车,他不会把汽车留在壕沟里消失的,他们对他干了一些事。”
“谁?”
“那些想危害他的组织的人。”
“印第安人运动组织吗?”
“他有一次被痛打一顿。他们总是想伤害他。”
“谁打了他?”
“那些不好的人。”
“代斯马丢夫人,我想帮您查清楚,克雷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曾经提到过一些人的名字吗,一些找他麻烦的人的名字?”
“联邦调查局。他们来到加油站附近,用电话召人打他。”
“哈瑞。玛珀斯或者达尔顿。魏德林呢?你记得他提到过这些名字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向外看着天空,从一个哥本哈根罐里,拿出了一小撮鼻烟,放在嘴唇和牙床之间。尘埃颗粒在光线中旋转着。我谢过她,开车沿着通往乡间宅第的道路返回。
州长离开小镇了,一位警员在法院接待了我。
“我们大概四个月前调查过那个案子。”他说,这是个高大、瘦削的男人,穿着卡其布制服,他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集中在香烟上,而不是和我谈话。“他的母亲和妹妹填了一份失踪人员报告。我们在壕沟里找到了他的汽车,轴承都坏了,钥匙不见了,备用轮胎不见了,收音机不见了,有人甚至从仪表盘上拆走了时钟。这说明什么?”
“有人拆毁了汽车。”
“是的,克雷顿。代斯马丢干的。那辆汽车正准备被回收。他和堂弟那晚在离那儿三英里的酒吧里,喝得烂醉,他们跑下马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之后他没有再回家?”
“能再问一遍您从哪儿来吗?”
“路易斯安纳州的新伊伯利亚。”
他将一团烟雾吹人窗前的阳光中。
“不管你相信与否,这种事情在这儿可不寻常。”他说。然后他的声音发生变化,带上一种平滑而疲惫的音调。“我们谈论的,是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两个人。其中之一,克雷顿的堂弟,曾在南达科塔蹲过牢房,现在他仍然由于不履行赡养义务而受到通缉。克雷顿也有他一些麻烦。”
“哪一类呢?”
“打架,非法携带枪支,还有鲁莽的言谈。”
“他以前曾经从家里和工作地点失踪过吗?”
“瞧,现在就是这样。在那条路上有个酒吧,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酒吧离克雷顿家只有五英里,他们在沿着马路三英里的地方毁了汽车。也许他们走到克雷顿的家,没有惊醒老妇人,然后在她起床前离开了。也许她记不起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他们在拆掉汽车后,免费搭乘别人的车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你认为是熊吃了他们吗?“
“不,我认为你在告诉我,代斯马丢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的妈妈有不同的说法,而且那个人获得过银星奖章,你对此有何评论?”
“我不认为和你沟通得很好。你不了解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瞧,当一个白人雇用印第安人工作时,他雇了六个,可到早上也许只会剩下三个。他们在婚礼上砍伤自己的亲戚,在监狱牢房上吊自杀,他们加大马力开车,然后从侧面撞到火车上去。去年冬天,三个年轻人爬上一辆货车的车厢顶上,火车一直开到加拿大,在大风雪中停在侧轨上。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去取回他们的尸体。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说,他们冻得如此僵硬,你甚至可以用一把锤子敲碎他们的身体。“我请他带我看一下克雷顿。代斯马丢汽车滚下马路的位置。他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他驾车带着我,沿着我早些时候经过的土路驶去。我们经过了代斯马丢和堂弟最后被人看见的酒吧,这是一个扁平的圆木建筑,窗户上有霓虹谷啤酒和大瀑布啤酒的标志。接着,我们在路上蜿蜒着,通过贫瘠、坚硬的旷野,最后看到小溪、棉白杨和一丛黑松。警员在路肩上停下汽车指给我看。
“就在那边的壕沟里。”他说,“他把一个轮子勾在侧面,然后掉进去的。就像折棍子一样折断了轴承。这没什么神秘的,朋友,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很晚回到密苏拉,还来得及在阿拉菲尔睡着之前,去保姆家接她。保姆出去办事儿了,她的一个朋友,名叫里根的三年级教师过来陪伴阿拉菲尔。她们两个在封闭的门廊里看电视,一边从一个碗里抓爆米花吃。里根小姐是个漂亮的女人,快三十岁了,赤褐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尽管她的皮肤仍然苍白,但我可以看到她肩膀和脖子上的太阳斑。
“过来看,戴夫。”阿拉菲尔说,“里根小姐画了一幅德克斯的画儿,可她从来没见过它。”
“瞧。”阿拉菲尔说着,举起了一张图画纸,上面是一匹阿帕卢萨马的彩色蜡笔画。
“里根小姐画得非常好。”我说。
“我的名字叫苔丝。”她微笑着说。
“哦,谢谢你看护阿拉菲尔,很高兴见到你。”
“她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她说。
“你住在隔壁吗?”
“是的,离学校只有两条街。”
“那么我希望能再见到你。谢谢你的帮助,晚安。”
“晚安。”她说。
我们在黄昏中走回家。天气很温暖,枫树在月光下显得很丰满。桥上的灯光映在打着漩涡的褐色河面上。
“大家都说她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阿拉菲尔说。
“我相信她是。”
“我告诉她去新伊伯利亚来看我们。”
“那非常好。”
“因为她没有丈夫。”
“她没有丈夫,为什么没有,戴夫?”
“我不知道,有些人就是不想结婚。”
“为什么?”
“你把我问倒了。”
在熄灯前我们吃了一张饼。我们的卧室相连,门开在两个卧室之间。
“戴夫?”
“什么?”
“你为什么不娶里根小姐?”
“我会考虑一下的。明天见,小家伙。”
“好的,大家伙。”
“晚安,小家伙。”
“晚安,大家伙。”
第二天早上,我打长途给巴提斯蒂、保证人和我的律师。巴提斯蒂把食品店经营得很好,保证人对我在审判日期前返回路易斯安纳的反应很平静。但是律师没能争取到延期,因此他非常焦急。
“你在蒙大拿发现什么了吗?”他问。
“没有确切的发现。但是我认为,迪西。李告诉我的关于玛珀斯的都是真话,他在这里杀了好几个人,大概是印第安人。”
“我告诉你,戴夫,那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如果你能让他在蒙大拿被关起来,那就不能在路易斯安纳作为目击证人,来和我们做对了。”
“我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也许不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辩护措施,就那么简单。我雇了一个私家侦探来调查玛珀斯的背景,他十七岁时在德克萨斯州的马歇尔,用一根高尔夫球杆打得另一个家伙屁滚尿流,但那是他曾经卷入的唯一麻烦事。他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然后在越南开军用直升机。他其余的生活是个空白,很难说明他是个1888年伦敦著名的开膛手杰克似的人物。”
“我们等着瞧吧。”我说。我并不想承认他话中的事实,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在快速地跳动着。
挂断电话之后,我在前面的走廊里端着一杯咖啡,试着读读报纸,但我的眼睛无法集中到文字上面。
我洗了碗,清理了厨房,开始给卡车换油。我不想去考虑和律师的对话,过一天是一天,放轻松些。我告诉自己,不要生活在明天的问题里,明天不会比昨天有更多的生存方式,至少你能控制“现在”,我们生活在一系列的“现在”里,考虑考虑“现在”吧。
但是,心头那种恶心的感觉不肯离去。我在卡车下面兢兢业业地忙碌着,在油盘上的螺母上固定好了新月形的扳手,然后用双手使劲拧,干泥巴落进我的眼睛。
接着扳手滑掉了,我的指节在油盘上掠过。这时,我听见屋内的电话铃响了。
我从卡车底下爬出,走进屋内,拿起话筒。两个指节的皮被蹭掉了。
“过得怎么样,戴夫?”
“迪西?”
“是的,过得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儿,天气很好,是吗?”
“你在早晨总这么快乐吗?”
“你有什么事,迪西?”
“没什么,我在布鲁克斯购物中心的休息室里,快点过来。”
“做什么?”
“谈话、放松、听听音乐。他们这儿有一架钢琴。”
“听起来,你的小船已经离开码头了。”
“听起来是这样吗?”
“现在是早晨九点钟。”
“非常重要的时刻,对吗?但现在是其他地方的十二点钟,快点过来。”
“不,谢谢。”
“达乐涅把我撂在这儿,她绕着小镇到处跑。我不想—个人坐在这儿,这真无聊,伙计。把你的屁股挪过来。”
“我还惦记着好几件其他事呢。”
“那就是我想和你谈的原因。戴夫,别以为你是惟一一个想理出这团乱麻的人。瞧,伙计,我们每天都在同一块地里捡棉花。”
“你在说什么?”
“有些人生来就与众不同,我们就是那样。你和自己做对,就会有一大堆不幸。就像汉克。朱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