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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烧了，挑拣了一些自己的衣裳给她穿了。经过奶奶这一番整修，那个婆娘立刻成了个能让人看的女人。王葫芦便追在奶奶的屁股后头要娶人家，奶奶却不给他了，说：“男人家说出来的话八匹马也追不上，你要反悔娶人家，就先承认你不是男人，或者承认你说的话就是放屁呢。”这两条王葫芦都不愿承认，于是奶奶就不给他婆娘，故意憋着他。憋了一个多月，那个婆娘好吃好喝保养了一段日子竟然越发地风致起来：皮肤白了也嫩了，脸不浮肿了，眼睛竟然是大大的一对双眼皮，虽然年龄看上去有三四十岁了，论人样却也够中上等级。这一下王葫芦更急了，那天伙里的伙计都到山下运粮食，他没有去，觑了人少的机会，跑到奶奶的窑洞外头大声承认自己不是男人，说话就是放屁。奶奶便让他跟那个婆娘见了面，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成亲、生娃……
我看着满院子的娃娃，还有兴致勃勃给娃娃们分洋糖的奶奶，心脏就像泡在了温暖的阳光里，热乎乎软绵绵地舒坦，满院子的娃娃就是满院子的阳光。奶奶现如今已经很少揣着她的二十响缠着她的绳子到处疯跑了，娃娃们成了她最大的乐趣，这里面每个孩子都在她的炕上睡过，她的炕上每晚上也都有孩子陪着她闹哄。满院子随时随刻都能听到稚嫩清脆的声音喊“奶奶”。前不久她又跑了一趟县城，这些洋糖肯定就是她从县城带回来的。我在碉堡顶上等她，她这回到县城是去了解粮行的情况。这些年来，我们不再靠抢掠为生，也不再向周围地区的财东、商号收取保护费，我们转行开始做生意了，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娃娃们才有了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我们的伙计们也才能够专心致志地靠种地、运输、跑买卖来获得富足的生活。不过，日子过得安稳了人也就容易变皮变懒，我的伙计们已经很少摆弄枪械了，枪械在我们伙里几乎成了一种摆设，一种偶尔拿起来消遣的玩意儿。我有时候回想起以前那些枪林弹雨火与血交织的生活，就觉得那是一连串的梦。可能别的伙计也是这种状态，只有奶奶经常还把她的枪拆开来擦一擦，可我知道那也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更经常的是她拿了自己的枪退下子弹交给任何一个博得她好感的娃娃玩耍。那些娃娃们，尤其是那些男娃娃，也把能别上奶奶的枪在院子里、在山野里威风凛凛地兜几个圈子当成了最高荣誉。
然而，安逸的生活不会永远波澜不惊像一潭死水。前不久陈铁匠跑到山上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坏消息，尽管这是一条坏消息，却也跟枪距离甚远。因为生活中绝大多数麻烦并不能靠枪解决，靠枪解决的麻烦往往是已经无法解决的麻烦。陈铁匠告诉我们，李冬青那边的人传出话来，要整编我们狗娃山的队伍，说是国民政府有红头文件，全国只能有一支军队，只能有一个政党，只能有一个委员长，凡是不在国民政府管制下的政党、军队都是非法的，或者接受整编，或者被消灭。陈铁匠还告诉我们，李冬青从我们这儿拉去的麦子没能收上来钱，他让四瓣子出面问一下，四瓣子说可能交军粮了，交了军粮自然就没钱了。
打日本的时候我们跟李冬青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后来这种合作关系又慢慢地扩展到生意上，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委托他代销我们出产的粮食跟山货。李冬青曾经提出来要跟我合股开粮行、开商号。我回来跟奶奶商量，奶奶不同意。她一直对李冬青持保留态度，她的理由是财东家的娃儿跟我们是不同的种，绝对不能信任他，打日本是一回事，做生意是另一回事，我们已经吃过亏了，不能再吃亏。她倒赞成我的另外一条意见：我们跟李冬青做生意可以，就是买与卖的简单关系，我们按照商定的价格给他卖粮食、卖山货，他拿了多少东西就付给我们多少钱，一手货一手钱，互不亏欠。我向李冬青说了奶奶的意见，当然我没有直接说这是奶奶的意见，而是说这是我们伙里商量的结果，李冬青也答应了。后来他果真在县城开了粮行，又在西安城里开了商行，一直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刚开始光给他供应粮食，后来渐渐发展到给他卖山货。李冬青建议我们种大烟，说那种东西利润更大，我们有枪有队伍，种大烟没人敢管，也没人敢偷，大片的山野荒地在我们手里，大烟那东西又好成活，一亩大烟的收入比得上十亩棉花。我们没干，一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大烟怎么种，怎么收；二来我们也不能干那种缺德祸害人的买卖，这就是盗亦有道；三来我们每年收获的粮食、山货变成钱足够我们过活，也没有必要冒风险种大烟。
陈铁匠送来的消息让我跟奶奶非常吃惊，我倒不怕李冬青收编我们，要想收编我们首先得问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我想他也不敢真的跟我们对仗，跟日本人打仗我们都不怕，难道还怕了他保安团？我们吃惊的是粮食，因为我吃过这方面的亏，如果再叫李冬青坑我一回，那我就真是在同一个坑坑里跌两回跟头的傻子，这不仅仅是个生意问题，更是一个面子、尊严的问题。我问陈铁匠四瓣子是干啥吃的，他为什么不阻拦，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四瓣子是我们派到城里的联络员，也是我们在城里买卖的总代表和监督者，对李冬青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是他的责任。那么大批的粮食李冬青没有付钱就要往外运，他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拦不住。
说起来这件事情也怪我，长期的买卖合作让我对李冬青逐渐丧失了警惕，过去粮食基本上是分批给他，等他付清了上一批的钱才发下一批粮。后来渐渐地就有了拖欠，可是拖欠的时间也不长，一般拖上一两个月李冬青就付了，这我们也能理解，别说做那么大的生意，就是居家过日子也难免手头一时周转不开。今年的粮食下来之后，李冬青告诉我们说山西遭灾了，再加上国军跟共军在关内关外都打得不亦乐乎，粮价飞涨，如果抓住时机运过去一批，就能赚大钱，起码比平常多赚两三倍的利润。根据这个形势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价钱，一石粮食比正常价格多了五块大洋。丰厚的利润诱惑了我们，为了抓机会，我们就一下子把一年的收成两千多石粮食都运到了县城李冬青的粮行里。李冬青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还给我们付了百分之二十的定金，说是他在西安城里的买卖进货占了大笔的资金，一时资金周转不开，剩下的货款得等一个月以后才能付给我们。可是没想到他没把粮食往山西运，却运到西安给了胡宗南。最可气的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四瓣子居然一点音信都没有。
陈铁匠吞吞吐吐地说：“尕掌柜，我说句冒失话成不成？”
我说：“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还有啥话不能说，快说。”
陈铁匠又迟疑了半会儿才说：“我觉得四瓣子不是我们的人了。”
陈铁匠话不多，可是说话从来丁是丁卯是卯，如果没有八成把握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我追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才说：“李冬青明明知道四瓣子的身份，可是这么多年对他一直重用着呢，还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四瓣子，这还不说明事情吗。”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四瓣子对李冬青的那副哈巴狗模样我也早就亲眼目睹了，过后我骂过他。他赌咒发誓说那只不过是蒙李冬青的：“人家好赖是县长，当了人面我总得敬人家几分，不然别人都要疑心呢。”我当时听了他的话倒也觉得挺有道理。他娶李冬青的外甥女我也知道，我还给他送了一百块大洋的礼钱。这一切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你抓住他啥把柄没有？”我问陈铁匠。
陈铁匠说：“实实在在地说，我没抓住人家啥把柄，可是我就是觉得他跟李冬青贴得太紧了，你再想一下，这么多年四瓣子到山上来过几趟？还有，这一回李冬青装车运粮食的时候，我知道了就过去问粮食往哪运呢，四瓣子把我骂了一顿，不叫我管这个事情。后来我知道粮食运到西安当军粮去了，就又找四瓣子叫他给山上报告，他说他已经报了，叫我不要管这件事。我是怕他哄我才跑上来说这个事情，果不其然他哄人呢。”
这样事情就严重了。我们不但面临了收编的威胁，又没了粮食，四瓣子又成了李冬青的人，真是人财两空了。我想找卫师爷商量一下，才想起卫师爷说他家里有急事要回去一趟，一走就是十来天，连个音信也没有。我从来没有听卫师爷说起过他家人的事儿，我也从来没有打听过。我们这个行当里，自己不说的事别人也从来不会去打听，卫师爷又是那种沉默寡言的内向人，就更没人跟他谈论他的私事了；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卫师爷家在何方，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不在我连个商量事情的人都没有，胡小个子那帮老伙计可靠、忠勇，见识跟脑子却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我就叫奶奶带了两个人跟上陈铁匠到县城去查实这件事情，实在不行就直接找李冬青问个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粮食运到哪去了我们可以不管，可是钱却是要按照协议付给我们。奶奶答应亲自到县城跑一趟，还没等奶奶出发，李冬青却上山来找我们了。
他们到山下的时候李大个子就已经传上信来，说他带了一个连的人。按道理带这么多部队上山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他属于友军，不能把他拒之门外，过去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两方的部队都可以毫无阻滞地进入对方的防区，而且一定能得到很好的招待。再说了，他只带了一百来个人我们就不敢让他的人上山进堡子，也显得我们心虚胆怯，好像我们怕了他。奶奶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让伙计们都作好准备，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我们的伙计有两百五十多人，又在我们的地盘上，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付李冬青的那一百来个保安团没有任何问题。我告诉守山的伙计，放李冬青跟他的人上山。自己则到寨门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