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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马褂，显然是当地的士绅，还有几个人西装革履，不工不商非农非兵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李冬青拣头面人物给我介绍了几个，什么县商会的会长、县中学的校董、县党部的书记等等，我一一点头招呼。这些人刚才都参加了庆功大会，也都知道我饿惨了，所以倒也不跟我啰嗦，打过招呼便就座入席。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酒席，再加上腹中空空，饿虫张牙舞爪，只盼赶紧把好吃的东西端上来。
先上来的不是我渴望的馍馍，而是凉菜，红油黄瓜条、凉拌西红柿、醋熘萝卜缨、卤煮猪下水、小葱拌豆腐、油炸花生豆、青笋黄豆芽、油激酸白菜，样数不少，足足七个。今天的人看了这个菜谱可能哑然失笑，怎么也是打败日本鬼子的庆功宴，来的又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这些菜肴如今大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作为家常小菜吃吃而已。可是那个时候，正是抗战时期，民生经济非常困难，这样的酒席就已经丰盛得了不得了，起码对我来说已经是开天辟地最为丰盛的酒席了，所以我对那天的菜肴记忆深刻，至今念念不忘。那时候讲究的就是七碟子八碗。七碟子就是七样凉菜，八碗就是八样热菜。凉菜上来了，我暗想总算可以开吃了，便拿起筷子跃跃欲试。没想到李冬青又端起了酒杯，他是县长，在这种场合自然要以父母官、主人的身份发表一下祝酒辞，他啰啰嗦嗦又讲了许多已经说过了的话。面对丰盛的美味佳肴，我饥肠辘辘，却不能马上开吃，那个难受的滋味简直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摧残。好不容易盼到李冬青说出了结束语：“预祝我们合作抗日取得最终胜利，下面请尕司令讲话。”
我趁机说：“我没啥说了，大家干了杯中酒就吃吧。”说罢我带头仰脖子干掉了杯里的酒，然后谁也不理，埋头苦吃。洪连长坐在我的身边，悄声对我说：“尕司令你可把我救了，我也是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了。”我没想到他的遭遇跟我一样，非常佩服他的忍劲儿，不像我这么不经饿，一饿就吵吵。不过这也不奇怪，他是八路军，红军的底子，长征都能熬过来，饿上一天两天他自然能顶得住。我是土匪，过惯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忍饥挨饿的功夫自然比不过他。
酒足饭饱，残汤剩菜杯盘碗筷很快撤掉，酒楼的伙计们流水般地又沏上了茶水摆上了瓜子。李冬青摆出办正经事的样子，要跟我们签订联合抗日盟约，并且邀请所有宾客现场观礼。联合抗日我积极支持，而且已经这么干了，盟约的内容不外乎抛弃一切纠纷和恩怨，齐心合力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们跟保安团还有八路军不管哪一家跟日本人发生了战斗，其他两方都必须出兵支援等等。对这些内容我都没意见，可是有一件事情就像鸡骨头一样梗在我的心里，那就是他骗我的麦子。于是我对他说：“李县长，尽释前嫌是应该的，联合抗日也是应该的，可是该算的账还是要算。过去我们伙里打死了你爸，你后来又打死了我二娘，就像你说的，打死人的事情都不是你跟我直接办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一页子揭过就揭过去了。可是，你骗走了我一千石麦子，卖了五万块大洋，一分钱没给我，反而还差点把我拉到城西毙了。要是我让你毙了，今天也就说不成这个话了，既然没毙成，我还活着就得跟你算算这笔账。那一千石麦子可是我们伙计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跌八瓣，一锄一锄刨出来的。这事今天当着这些乡党的面你给我个交代，不然我回去对伙计们也没办法交代，今后联手打日本人的时候，一想到你骗过我们，心里的疙瘩难消化。”
李冬青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要跟他算账，等于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尴尬透了，这段日子晒黑了的脸让血一涌，颜色就跟我们刚刚吃过的猪下水一样。不过李冬青到底是李冬青，尴尬只是瞬间，接着哈哈一笑说：“尕掌柜真有意思，本来这些事情我是想一笔撂过的，你说得也对，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那么我也就跟尕掌柜细细算一下账。你从我们家里头……我不说抢，就说借吧，一下子就借走了三万六千块大洋，按当时当地的价格算，三万六千块大洋能买两千石麦子绰绰有余吧？再算算我从你那里拉走的一千石麦子，说五万块大洋那是河南发了水灾以后麦子的浮价，我们动身晚，赶到的时候麦子价格已经跌下来了，只卖了不到三万块大洋。再后来我把大洋变成药材、布匹千里迢迢拉回西安城里，才多卖了两万多块大洋，这样算下来总共五万块不假，扣除你欠我的三万六千块，再扣除吃喝运输费用五千来块，还剩下九千块。原本讲好了你我三七分成，你应得六千三百块，我应得两千七百块，再扣除你借我给佃户赔鸡鸭猪狗的一百块，还有给李敏敏挂红的两百块，你应得六千块，我应得两千九百块。结果你又把我们家的房子烧了个一干二净，我们家那个堡子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是一万大洋总值了吧？你要不信到时候我专门请个估价的，估清楚了之后，咱们多退少补，该我给你多少就多少，该你给我多少也是多少。今天当着各位乡党跟八路军的面，你说我的账有没有出入？”
他这账算得实在复杂透顶，最让我难以辩解的是，抢他的三万六千块大洋变成了“借”，我又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那三万六千块不是借的，是抢的，转眼间他就成了我的债权人，我成了欠他三万六千块大洋的债务人。他又把我烧了李家堡子的事端了出来，还吹嘘他那个堡子至少值一万大洋。其实那个时代，盖他家那样一座地主土围子花上五六千大洋足够了。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事实再一次证明，兵要是遇上不讲理的秀才，有理更说不清。让他这么一算，我的一千石麦子他就白拿了，而且拿得理直气壮，反过来我还倒欠他五六千块大洋。我感觉他这种算法不对头，却找不到可以对他进行反驳的理由，明明知道他的算法大有破绽，却不知道这个破绽在什么地方。他算的这笔账困扰了我许多年，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心里明明觉得他不对，嘴上却说不出道理来反驳他。直到解放后我进了改造土匪培训班，经过洪连长，那时候他已经是我们县的军管会主任了，帮我详细分析批判了好几天，才明白李冬青跟我算的是生意账，其实他跟我之间是阶级账。我由于不懂得算阶级账，没有把我跟他的关系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比如说我从他们家里“抢”的三万六千块大洋，既不是“抢”，更不是“借”，而是替劳苦大众向吃人贼和李冬青讨的剥削账，我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讨来的阶级账分给穷苦百姓，而是留到伙里自己花了，所以我才会让他那么一搅和便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在众人面前大大地难堪了一阵。
正在我心里气愤无比却又张口结舌的时候，洪连长出面了，他说：“这些账现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再说了，现在也不是算这些账的时候，有账不怕算，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我建议咱们先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撂到一边，我们面前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联合抗日、消灭日本鬼子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的意见，如果尕司令和李县长对这份联合抗日盟约本身没有意见的话，就先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办了，其他一切事情都等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
回音壁这一次给洪连长发了一次回声：“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再说，再说……”
洪连长带着八路军救了我们，这是天大的面子，我怎么也不能不听他的话，再说了，跟李冬青算账我也算不过他，于是我说：“好，就听八路军的，我现在就签字，往日的老账先放下，先打日本人。”
笔墨砚台都是备好了的，回音壁亲自磨墨，我拿起毛笔饱饱地蘸上墨汁，在抗日联盟盟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李冬青也签了名字，洪连长也跟着签了名字。签过名之后，回音壁又捧过了一方印台，说还要各方按个手印。我说：“从古到今讲究的是歃血为盟，我们今天办的是正式结盟打日本的大事，不能用猪血代替人血。”于是忍着疼咬破了大拇指，在我的名字上按上了血印。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却知道印台用的印泥都是“猪砂”研磨后制成的，我不知道朱砂的“朱”并不是“猪肉”的“猪”，“朱砂”是红颜色的，便想当然地认为“猪砂”是用猪血提炼的，所以我说不能用猪血代替人血。好在在场的人除了李冬青可能也没有几个比我有学问，听我那么说倒也没有人反驳、纠正我。
我看到李冬青皱了皱眉头，显然他比我还怕疼，可是我已经做了，他要是用“猪血”来按手印，虽然也是红的，却显得没有我诚心，也没有我的决心，气势上就让我压倒了。李冬青只好苦着脸在自己的大拇指上咬了一口，可能是怕疼，咬得不够狠，也可能他的大拇指长得太结实，咬了一口却没有出血，只好换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再咬，还是没咬破，疼得嘴里丝丝拉拉地直嘘气。他干这种事情没经验，这种事情不能犹豫，既然非咬不可，就下狠劲猛然一咬，咬破了也就是疼那么一眨眼的时间，像他这样想咬又怕疼，试探着下嘴，人本能的反应自然是一疼就缩手，所以挨了疼还咬不破。
洪连长说：“不行的话还是按印泥吧，只要心诚就好。”他的本意是看李冬青手指头咬得痛苦，帮他解脱一下，好赖按个手印算了，听起来却有几分讥刺、嘲弄的味道。
李冬青更加尴尬了，摇摇头说：“不用，上了战场死都不怕还怕手指头上破个口子吗？”
我说：“李县长自然是不怕手指头上破个口子，可就是咬不出血来，还是心疼自己的手指头下不了狠心。来，我给你咬，保险一口见血。”说着就拉过他的手作势要咬。李冬青急忙甩开我说：“不麻烦尕掌柜，你还不得把我的手指头咬下来？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