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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出游仍不忘读书，晚上由高士奇伴读，君臣二人夜坐舟中，讨论古今兴废之迹，读《尚书》、《左传》，谈《周易》，赋诗，兴致很浓，常常谈至下半夜。康熙帝曾说： “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大学》格物二字，包括无余”，“经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
康熙帝勤奋读书，但不盲目信书。凭常识，他会对书本提出质疑。如他曾说： “即如史书所载，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夫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乎？”又如，古人一向认为塞外蒙古迁徙无常，逐水草而居，似乎无一定居处，可以任意栖止。康熙帝指出： “不知塞外地虽空旷，亦有水草不能相兼者。若有草无水，虽欲驻牧于此，其势断有所不能。是知毡庐毳幕，常有不定之居，而其实则不越乎平日所居之故址也。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亲履其境然后能知之。”
平时，康熙帝常与南书房儒臣一起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同堂师友，私恩甚重，经常赐给他们笔墨砚台，字画诗集，乃至撤自御膳的食品，以示眷顾。康熙帝优渥词臣，是出于治国的需要。他说： “夫天道人道必待人而后兴。”古人所说的“天子”不仅仅是就权力的来源而言，这是现代人的理解，其实本义是皇帝须代表天意，就是要做好人的意思。不仅是做皇帝，做人也要符合天意。所谓“得最上一层道理”，也就是得最根本的道理。万物生长皆是天意，人的生长离不开社会组织，好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人的生长，有了好人才有好的社会组织。这就是天人之道，并非迷信。
南书房作为皇帝的宫廷御用顾问处，是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机构。在康熙朝所起的作用却往往超过内阁和议政王会议。军国大事不再单纯由军事贵族——王爷、贝勒们决策，往往由儒臣在与皇上的讲学中以讨论的方式，更为理性地策划。国家兴盛不以迅猛喧嚣为能事，而是由尊儒崇教以稳健的姿态渐入盛世。
到了雍正时期，军机处成立，南书房就不再参与政治，而成为皇帝单纯读书撰文、吟诗作画、消闲遣兴的场所了。这正是封建时代，非程序化政治的典型表现。南书房与军机处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于治国的方式和作用而言，前者还是比较人性化和理性化的，后者则完全工具化和官僚化了。
康熙帝主张“满汉一家”，以前满汉大臣官员职位相同而品级有异，满高汉低，现在均予划一，权力分配日益平等。过去儒臣尽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如今不少儒臣已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都依附于明珠，为明珠成为康熙朝的权臣奠定了基础。
南书房另一位重要的讲官是张英（1637~1708），字敦厚，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清初成例，以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入馆肄业三年后，再经过考试，按等第分别授职，称为“散馆”，成绩优良者，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为编修。康熙十二年七月，张英以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入值南书房，成为皇帝的亲密顾问。每天清晨雄鸡未鸣之时，他便来到宫门外等候进宫，然后与奏事诸臣一同入宫，等到退朝之后，由内侍传入，为皇上讲经、咨询，从早7点到晚8点都在南书房值班。有时回到家里，又有内侍宣召，他放下饭碗随即入宫。每次皇帝出巡，张英必然侍从，极受信任。入值三年后，被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升为掌院学士、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总督南书房”。在朝中任职四十年，退休后，康熙帝南巡，仍一再接见。其子孙四世为讲官，皆入翰林院，三世入值南书房。其子张廷玉历事康雍乾三朝，官至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事务，进封三等伯，死后配享太庙，乃三朝元老，一代名臣。桐城张氏世代为官，显赫不衰。
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在教授康熙帝理学方面，其重要作用不下于熊赐履。
李光地（1642~1718），福建安溪人。治程朱理学，精通《周易》，多年为康熙帝讲授易学。康熙帝对明朝永乐帝御修的《周易大全》不满意，为了体现大清朝的盛世气象，康熙帝特御纂《周易折中》一书，以统一思想。《周易折中》实则为李光地总裁其事，而由数十位儒士编纂而成。李光地又奉命续修《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自著有《榕村全集》、《榕村语录》与《续集》等。
吴三桂之乱时，李光地正在福建安溪老家省亲，他拒降耿藩，遁迹于深山密林中。他的同乡同科好友陈梦雷因家居省城福州，家有老父，被逼接受伪官。而二人同心合谋，由陈梦雷探耿藩虚实及用兵设防情势，密画平闽机宜，裹蜡中作如药丸，再由李光地派人带蜡丸潜出福建，至京入奏。康熙帝亲自剥蜡出疏，得到了详细的情报，十分高兴，特命军中保护李光地全家。清军根据他们的情报大破耿精忠和台湾郑经的联军，恢复全闽。李光地从此受到康熙帝重视，而陈梦雷仅以免死远戍辽东。有人说，李光地卖友求荣，以蜡丸事为一己之功，而抹煞陈梦雷的功劳。这件事后人说不清，但无论如何，李光地也救了他一命。康熙帝不杀陈梦雷，又同时赦免了其他几个人，以免让人说是看李光地情面免其一死。
李光地也曾援救过其他人。当时的古文桐城派领袖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有一次，康熙帝偶然问： “侍郎汪霖卒后，谁能作古文？”李光地趁机说： “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康熙帝见方苞的古文确实作得很好，于是下谕将方苞释放，并召入南书房，成为帝师。清官陈鹏年与阿山之争，李光地保陈鹏年；清官张伯行与噶礼之争，李光地保张伯行；此外，尚有杨名时、赵申乔、何焯、惠士奇、梅文鼎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李光地能救援清官，不仅须富于同情心，也需要胆量。因为皇帝最怕汉人结党，而鼓励汉人相互攻讦。如果是明哲保身之人，是不会冒险去救助别人的。李光地由此得到扶植善类的美名。他还有类似于黄宗羲的民主意识。他说：
（孟子）答汤武放伐的说话，语吻似觉诧异，然推到最上一层道理，本是如此。天生民而立之君，非要坐享富贵也，要其抚养天下耳；苟自绝于天，则人亦不戴之为君矣。
由孟子之论见得，天为民立君，原以治安百姓，非为君一家、欲其富贵长久、世世子孙享受也。故汤武革命，受命于天，绝无不是处。孟子直是从天立论，得最上一层道理。
治天下样样皆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汤曰：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 “作之君，作之师，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圣人。
（《榕村语录》卷二十，《诸子》）
所谓“汤武放伐”是指“汤武革命”。夏桀残暴，成汤造反，桀逃奔南方，称为“放”，放逐之意。商纣无道，武王伐灭之。所谓“一人横行于天下”，就是君主专制。君主不仁，则汤武革命发生。古人认为“民为邦本”，今人多以为“民本”不如民主高明，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民本是民主的基础，羡慕摩天大楼却蔑视大楼的基础，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在康熙帝身边的帝师中，李光地是最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位，他在精神价值上有大贡献。他出卖朋友的事情既考据梳理不清，也很无聊，可以不论。
徐世昌《清儒学案》云： “安溪（李光地）学问渊博而精微，以朱子为依据发挥……康熙朝儒学大兴，左右圣祖者，孝感（熊赐履）、安溪，后先相继，皆恪奉程朱，而穷究天理人道，研求经义性理，旁及历算、乐律音韵。圣祖所契许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康熙帝与李光地进入晚年之后，君臣二人更成为知己，在立太子之事上，康熙帝只与李光地商量。这与乾隆帝晚年以和呵∈窍拭鞯亩哉铡�
为康熙帝侍讲《易经》的另一位日讲起居注官，是著名清官汤斌。
汤斌（1627~1687），字孔伯，河南睢州（今睢县）人，顺治八年进士，授翰林，曾以一篇《政贵知变论》震惊朝野。他极力主张根据时势的变化更张法度，指出“当更张而不更张，虽大贤不能善治”。然而，他的意见当时没有被完全采纳，真正的更张是由康熙帝来完成的。不久，他又连续上《拟汉文帝耕藉田诏》、《拟汉以禁囿假贫民举直言极谏诏》，受到顺治皇帝的重视。他纂修《明史》时，为明末抗清诸臣秉笔直书，而遭人弹劾。世祖福临召见他，把奏折给他看，并安慰他，汤斌虽感恩却仍然坚持如实记史，终于被清除出国史馆。后以父病乞归。他居家潜心读书，师从北方理学大师孙奇逢多年，既笃守程朱理学，也不鄙薄陆王心学，编理学发展史《洛学编》。汤斌居官以正风俗为先，非常注重身体力行，不徒尚讲论。康熙十七年，他复出授翰林院侍讲，仍纂修《明史》，主纂《两朝圣训》。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为太子（胤礽）师，荐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一次尚书达哈塔与汤斌、耿介入见，康熙说，“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清世以理学名臣从祀孔庙者三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清圣祖康熙书法最早入值南书房的是沈荃和励杜讷。二人以善书法入值，康熙帝的书法艺术得力于二人的教益匪浅。康熙帝学书法时，沈荃在他身旁，指出他每一笔的错误之处，分析错误之由。康熙帝十分感激沈荃的严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