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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遗传性的疾病。这个遗传性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老先生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士林官邸来探望老先生的病情。蒋经国来士林官邸的时候，就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士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蒋经国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经国先生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尽量控制在正常的130个血糖单位之间。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接近正常边缘。
7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是出外视察的时候，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这是他的糖尿病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阶段，医生为了降低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打两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之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的病况前景感到忧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
糖尿病又称为清渴症，因为病人体内的血糖过高，所以经常会感觉口渴，拼命想喝水。所以，当蒋经国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有拼命想喝水的情况时，医生就开始紧张了，但是除了帮他验血检查一下血糖指数然后注射胰岛素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后来，医生控制他的饮食糖量，他吃的点心因是“代糖”（即糖精）制作的西点根本无法入口，经常要我们拿一客冰淇淋给他吃。我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医生知道他的脾气只好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吃冰淇淋肯定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直接冒犯？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拼命注射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挤不出来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经国的糖尿病很快就进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
眼睛是人身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蒋经国的眼睛也最早发病。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液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做蒋经国医官战战兢兢
在蒋经国已经担任“总统”之后，有一天，原来为老先生治疗心脏病的余南庚博士，为经国先生做例行的身体检查，余博士半开玩笑地安慰蒋经国：“经国先生，你的心脏是40岁的心脏，健康得很！”
但是，医生们都心里有数，蒋经国那时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因为他的糖尿病始终没有好好控制。医生担心，这个原本就被人称之为富贵病的慢性病，如果不好好治疗，加上蒋经国终日为了政务东奔西走，难保有一天，蒋经国的身体会被这个富贵病拖垮。
但是，蒋经国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向来不把医生的建议当作一回事身体力行。他不像他的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持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却要医生扮演治病兼救命的角色，以这样的心态去要求医官，医官们又哪能达到他的心愿，又如何能够治好他的糖尿病？
即使医生三番两次地警告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他始终将这些专业建议当成耳边风，完全不当一回事，照样到各地奔波，照样什么都吃，表现随时与民众在一起的风格。
因为他的想法和医生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加上有些医生的态度比较直接，所以，蒋经国的主治大夫共有四位被他以不同的理由，请他们走人。
第一位被蒋经国撤换的医生，是医疗小组的丁医师。他原本是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主任，后来升任为“荣总”副院长。蒋经国撤换他的理由，是说他“不够尽职＂，至于他不尽职的地方在哪里，则没有人晓得。反正，到后来，蒋经国对丁医师非常不喜欢，坚持把他撤换，不兼任医疗小组召集人。
第二位是周大夫。周大夫的问题前面讲过，就是他的嗓门太大，蒋经国对他也很反感。
第三位被撤换的是何挠通。他的问题是经常向蒋经国直言，要求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的专长是新陈代谢科，基于本身的专业知识，何挠通不断向蒋经国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好意并不领情，加上何大夫说话的时候，也许比较直率，就这样，蒋经国对他失去好感，也被他下令撤换。
第四位被撤换的医生是眼科权威、“荣总”的林大夫。他恰巧碰到蒋经国的左眼水晶体周围的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左眼因而失明，蒋经国把这次的责任，全部怪罪到林医师的身上。事实上，人的身体特别是像眼睛那样敏感的部位，是很难照顾的器官，加上蒋经国又有严重的糖尿病，更容易导致眼睛的疾病。
左眼失明后，林大夫赶到蒋经国身边时，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由任何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处理，都会束手无策的。林大夫到蒋经国身边看了实际的情况后，向经国先生报告，事到如今，只有慢慢靠药物来防止更多的新生血管破裂。可是，蒋经国一听说要“慢慢吃药”，心里更是一肚子火，当时他就责怪林医师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当即决定撤换林大夫。
蒋经国向来认为，保护他的身体健康，是医生责无旁贷的事情，所以，蒋经国这种不服病的个性，加上他把保养身体的任务全部加诸医生的身上，当然使得官邸的医生更是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
纵然蒋经国如此不和医生合作，而且又把责任全部加诸医生的肩头，可是，蒋经国还是有他相当欣赏的医师，他晚年的眼科大夫刘荣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刘荣宏是“荣总”眼科主任，是台湾少数对视网膜剥离很有研究的一位医学专家。自从蒋经国调走了林和鸣医师之后，由他负责医治蒋经国的左眼。当时，他运用先进的镭射医疗设备，为蒋经国左眼新生血管显微治疗，只要蒋经国一打电话，刘荣宏就会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直奔七海官邸，为他检查眼睛，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蒋经国的眼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此外，像神经外科大夫沈力扬，早年也是蒋经国最欣赏的一位医生。可是沈医生在蒋经国病情恶化的时候，却不幸过世了，蒋经国为此十分伤心，还曾颁赠勋位给沈力扬，感谢他的贡献。
整体说来，蒋经国的医官群，不像其父蒋老先生的医疗小组那样齐全。他的医官群，主要是看蒋经国身体病情的需要，临时调集“荣总”最优秀的医生为他治病。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诸如：
召集人：早期是丁农，后来的继任者是姜必宁，他们两人都是心脏科权威。
新陈代谢科：这是治疗糖尿病最主要的骨干，最早是赵彬宇、金铿年、何挠通，最后是金铿年（台北“荣总”内科主任）。
眼科：林和鸣，继任者是刘荣宏。
心脏科：姜洪霆（“荣总”高雄分院内科部主任）、陈宗瀛（“荣总”高雄分院心脏科主任）、程寿山（已移民美国）、穆瑞运（已逝世）。
肠胃科：罗光瑞（“荣总”院长）。
一般外科：邓述微、彭芳谷（台中“荣总”院长）。
泌尿外科：郑不非。
就因为经国先生认为医生本来就是为他服务的，而且要负起维护他健康的责任，所以，他便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时决定哪一个医生该撤换、哪一个医生要怎么样和他配合，而不是去配合医生的专业建议，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某种生活习惯上的调整。这也是蒋经国的医官们心中最大的压力。
偏方险些害了蒋经国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做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这位护士小姐人长得有点像明星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