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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销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海外生涯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他的死不但让类似江南命案的案子变成悬案，而且也留下了许多的疑点，为后人带来更大的臆测空间。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地下总统”蒋孝勇
长安东路时代，我们奉派到蒋经国官邸去担任便衣卫士的工作，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更绝的是，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而从小，孝武和孝勇就是每天打打闹闹的，只要见面就会打架，这两兄弟从小打到大，真是一对小冤家。
所以，负责带他的同仁，不但要经常注意他的衣着整洁，而且还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能有一点受伤害的情况，否则谁也担待不了这个责任。然而偏偏这些小孩既不能打也不能骂，所以，一旦他们调皮起来，任谁也管不了他们，只有任由他们胡闹。
一直到孝勇读军校时，他还是校方心目中最棘手的人物。
在读军校时，孝勇最怕的人还是教育班长。如果孝勇在学校偷着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这样的身分，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不看在眼里，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他一方面是有恃无恐，一方面，这些学校首长拍他的马屁犹恐不及，怎么可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
后来，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所以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因为蒋孝勇最懂得讨好他的父亲蒋经国，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75年，也就是老先生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虽有专职医生负责，为他诊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饮鸩止渴。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尤其是私人的权力与工作，放一部分给儿子去分忧解劳。
然而，蒋经国几经考虑，在他三个儿子当中，已经卧病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样内敛，也就是所谓的“持盈保泰”，孝武不懂这一套，所以，如果赋予孝武重任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一时急躁，而前功尽弃。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可是，蒋经国毕竟是一个跨越现代与传统的过渡型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像现代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人物，是“传贤不传子”的、是用民主程序决定一切的，他已经习惯了在台湾这块地方呼风唤雨的感觉，如果有朝一日他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一切，他实在无法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希望给孝武和孝勇有更多的机会去比较他们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决定谁是真正有资格继承他“法统”的儿子。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期，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那时，孝勇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特别讨蒋孝勇的欢心。
*第十三章：蒋经国是个怎样的人？
蒋孝文在世的时候，有一句名言，我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做了什么错事，他（指蒋经国）顶多骂一下，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所谓虎毒不食子！”到底，蒋经国是个怎么样的人？这是颇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
蒋经国是个好“演员”
蒋经国性格上，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他的双重性格，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一些往事的个案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大陆临撤退前，蒋经国曾对老先生的警卫总队第四队的队员讲过，只要他有一碗稀饭吃，就会让全体队员先吃。可是，撤退到台湾以后，因为警卫总队缩小编制，第四队因而被遣散掉了，有些队员就对经国先生至表不满，认为他食言而肥，不守信用。当然，以当时的处境，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再像过去在大陆时期，容纳那样多的编制人员。可是，就因为蒋经国在上海讲过那番话，不少第四队的队员对此耿耿于怀，而蒋经国却事后不加兑现，难免引起被遣散队员间的尖锐反弹。
在长安东路时，还有一次特殊事件，是让我们同仁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请愿事件。那次的请愿事件，让我们四个守护长安东路官邸的便衣卫士同仁，全部被以处理不当的理由，调职查处。
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长安东路值班，突然来了一群自称是“勘乱建国总队”的人，起先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来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同仁就走进官邸，向蒋经国报告，说外面有一些人要求见。他问来者是谁？我们就说是谁，他一听说是“戡乱建国总队”的人，就摇摇手示意不见，并且很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他们说我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玄机，可是主人说不见，我们又岂能再多说什么话，就走出去向在门口等候的人说：“蒋先生不在，你们走吧！”可是谁晓得这些人不相信，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起来，有的人在门口大骂，骂得相当难听，有些话简直不堪入耳。
“哦？不见！过去我们出生入死，现在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避不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见也要见！他明明说过，他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的，现在他有饭吃，可是我们没饭吃啊！”
我们看现场愈吵愈乱了，只好找人来支援，总算在大家轮番劝解下，这些人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蒋公馆。
不一会儿，蒋经国把我们叫到他的屋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就是一顿臭骂：“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你们全部给我滚蛋！马上滚！”在他一阵连珠炮似的痛骂以后，我们当然只有卷铺盖滚蛋的份，隔天，我们就被调回原来的便衣组里，换另外一批人去服侍蒋经国。
除了这次被蒋经国“扫地出门”的经验，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刚进“七海”不久，蒋经国叫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几个副官，说经国先生要我们回慈湖，七海官邸暂时不需要我们。那时我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也不能去追问啊！只有默默走路回慈湖，不久，蒋经国大概觉得这样做会引起我们心里不平，因为我们自省的确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会叫我们走路呢？他叫他的副侍卫长跑来跟我们讲：“总统要我来和你们讲，上次并不是你们表现得不好，也不是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总统一见到你们就不知不觉想起老先生，他于心不忍，所以就请你们回到慈湖，没有别的意思。”
在副侍卫长来解释之前，我们两个副官本来是认为，大概是经国先生不希望再在七海官邸延续以前士林官邸那一套老的制度，而要以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曾经听过蒋经国说，要把士林官邸的一切坏习惯都要统统革除掉，他对老先生时代少数侍卫人员，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十分厌恶。可是，他并不清楚，真正做这些事情的人毕竟是少数人。然而，他不管这些，反正士林官邸的老人，能够不用就不用，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做法，当然令人寒心。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蒋经国的双重标准。以前，在八胜园时期，蒋经国有一个得力干部姓张，这位得力干部后来由蒋经国派他去日本当特派员。张特派员到了日本，不久就迷上了一个日本婆娘，并且有意纳为妾，这件事马上就被张特派员在台湾的元配知道了，立刻跑到蒋经国面前哭诉自己丈夫的忘恩负义。张太太吵了几次，蒋经国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把这个张特派员调回台湾，从此被打入冷宫，再也翻不了身。
不论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以我自己来说，在服侍过老先生以后，再到蒋经国身边工作，两相比较，蒋经国的确予人一种讳莫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