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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先生周围，成为蒋的“内卫”；而在最外圈，尚有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
由于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办公处所，名曰“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当然，我们保护的这位领袖既然已不再是总统，那么，他的侍卫组织自然也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于是，俞济时把它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这个大队仍维持原先的六个队的编制，队长也和原来一样，第一队队长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人。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我们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为“特务员”。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局相当大的重视，因为我们慢慢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码的工作原则，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组的一个原因。
危急中蒋介石只信赖贴身侍从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叫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找空隙，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不胜感伤。
在太平时期，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从。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的保密程度，我们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台湾、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1949年只要是蒋先生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是在那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听来是多令人感慨而恐惧啊！
特务大队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我们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级要便衣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军招待所驻防，等蒋先生到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准备随时反攻回去。
在大陆“撤退”时，便衣组的任务是随扈蒋先生，补充侍卫人员勤务之不足，而临时编组成立，只要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在他到达之前先到，布置安全任务。
不久，蒋先生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晤谈，上级特地在基隆征用了一艘民船“华联轮”，准备供蒋介石到台湾。为此，上面还在广州为便衣组人员每人订做一套新的中山装，另外也为每人买了一双新皮鞋。
但是，形迹诡异的蒋介石，并没有依计划坐这艘民船撤退到台湾，这艘船又原船开回了台湾。后来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和李宗仁面谈之后，就直接乘飞机到重庆，离开重庆时情况已相当危急，在紧急状态下他便乘飞机走了。
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大陆土地，是去厦门视察，我们便衣组又奉命到厦门鼓浪屿待命，准备他会去那边住上几天，可是，这回我们又是扑了一个空。他在厦门开完干部会议以后，就直接回台湾，厦门随后就被解放军占领。自此，他便从未再回到大陆，蒋介石时代正式告终。
*第二章：“太子时代”揭幕
希图于危急存亡之秋在华盛顿抓住一棵稻草，游说杜鲁门政府紧急军援国民党，1948年11月底宋美龄匆匆赴美，却遭冷遇、碰壁；在美国人看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台湾不久也将不保，援救蒋政权，如同把美元扔进大海。无奈，宋美龄只能默然饮恨，前往对她而言尚属陌生的地方——台湾。
哪里来的苦肉计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实告诉我们，太子继承大统，总是会有一些血腥事件发生。毕竟，太子有太子的人马，而且，若是太子的权威既经老皇认可，他自然得先做出一番成绩出来，让老皇觉得不负所托，这才有可能让老皇心甘情愿地把天下拱手相让。这不但是人情之自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假设人们不能体认到这一点，而且一贯地抹杀这个必然的话，岂能不自食恶果？
俞济时，这位出身黄埔一期的侍卫人员老长官，就尝到了这个苦果。
以俞济时在蒋介石侍从室的资历和成就，相信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我记得还是在蒋先生引退溪口的那段时日，我在溪口守卫坟庄，每天晚上，总是可以看见个头矮小、穿件长布褂或一套中山服的俞先生，不时独自一人到各处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时擅离职守或是不负责任，轻者记过扣薪，重者立刻调离，绝不宽贷。
尽管要求严格，平日待便衣人员总是很亲切，从他平日一言一行观察，我觉得他对领袖始终是忠心不二，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替蒋介石尽忠。可是，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他在侍从室的崇高地位，却因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受到根本的动摇。
特务大队撤台之初，在俞济时的策划指挥下，所有的五个队，有四个队派驻在花莲，俞济时所持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花莲是台湾少数几个比较隐秘的海港，是最适合像特务大队这样的侍卫单位闪电移转防区的港口。
我们便衣组人员，则是直属总裁办公室的第八组管辖，初到台湾，我们驻防在桃园大溪的中山堂。所谓中山堂，其实不过是一间很普通的日式建筑。1949年7月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那时他就住在这里。他去菲律宾，还是俞济时带了一小部分资深侍从人员，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蒋经国摆出接班架势时，俞济时仿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危境。1950年，蒋经国正在积极筹备政工干部学校，但是，“太子”急需一批马上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马，他第一个就想到俞济时手下的侍从室年轻人员，这是蒋经国打的如意算盘，他希望把年轻一点的侍从人员，变成干校第一期的学生。因为，这样既不必在人员训练上花太多精力，而且，侍卫人员沉着冷静、见多识广，蒋经国早就希望把这股势力转为自己所用。但他没有想到俞济时一口就回绝了蒋“太子”：“蒋总统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卫人员给你调去干校当学生受训，那么官邸的安全勤务谁能负责任？”
1955年6月初某个晚上，一个十分离奇的事件发生了。
俞济时晚上在家擦拭自己的佩枪时，突然发生了枪支走火事件，他的大腿被子弹击伤。可是，偏偏第二天上午，在南部有一项由陆军指定单位参加的军事演习，蒋介石要亲自前往校阅，依照惯例，只要是蒋先生在的重要场合，俞济时一定会事必躬亲，亲自前往督导大大小小的警卫安全事宜。然而，他这么一受伤，自然不便前往。
不巧的是，那天夜里，蒋经国的政工特务，却宣称提前破获了一个有军人和外国势力涉及的“叛变”计划，当晚部分演习部队随即被紧急调换。据说，当天演习部队的大炮炮口朝向了司令台，这显然是指“孙立人对领袖图谋不轨”的事实。
就这样，孙立人和他的主要干部被捕，准备接受军事审判。
孙立人案，近年证明是一宗政治冤狱，是有关方面当年蓄意打压这位傲岸不群的少壮将领，至于是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诬陷冤案，有待历史见证。
可是，孙立人和俞济时怎么扯得上关系？不但俞济时自己被弄得一头雾水，连蒋经国自己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俞济时和孙立人是一伙的。可是，演习当天，俞济时没有和往常一样，亲临现场指挥侍卫人员布置安全，就算他和孙立人不是站在一条线上，至少他有可能“知情不报”吧！
就在情报系统这种简单而欠缺证据的推理下，可能蒋经国跑到爸爸那儿，狠狠地参了俞济时一本。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好枪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发生枪支走火，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打伤了大腿，您看这合情理吗？是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故意使出这样的一计苦肉计？……”
蒋宋夫妇一向对俞济时是深信不疑的，俞济时忠心耿耿跟随他们几十年，牛马驱驰、披星戴月，他们夫妇是有目共睹的。
俞济时这个人在早年就有清廉的美誉，他当过杭州保安司令，那时，地方父老都把他当作是包青天一样看待，还当过八十六军军长。部队驻在寿昌时，家父还为他高堂老母看过病，我记得那时自己还小，父亲在为俞母诊治痊愈后，俞还叫副官送了一把手枪，要给父亲当作纪念品，父亲头一次见到枪，立刻又亲自把那把枪送了回去，从这点可以看出，俞济时是一个强调知恩图报的人。
记得在抗战胜利以后，俞济时时任军务局局长，他刻意培植了一批个子矮小、精明干练的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