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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这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梦”实际都是人们的正常心理，它们是人的精神平衡所必须的。劳动妇女在吵架时经常豪情万丈地把这类隐私梦展示出来，“让你这王八蛋浑身长满大脓疮，烂，烂，从头烂到脚，我才高兴哪！”“让你这小骚货一出门就让一百个大猩猩抓去，骚，骚，一年生一百个小猩猩崽子，多过瘾啊！”毒骂过后，她们吃得甜、睡得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有些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则以从不展示隐私梦为高雅，他们说的大都是“假如不发生‘文革’，那该多好啊”，“要是大家都来关心希望工程，那该多好啊”这类道貌岸然的屁话。其实他们心底的毒骂不比劳动妇女少，但劳动妇女是骂完就没事了，而知识分子狠就狠在，他会理性地去把他的诅咒变成现实。他真的会研制出一种什么药水，让仇人生满大脓疮；他真的会考证出，他仇人的儿子身上，带有大猩猩的遗传基因。许多知识分子的脸色苍白，是与他们不见天日的心理密切相关的。
这是从阴暗的角度来批评某些知识分子。而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爱说“那该多好啊”，是因为说了也没用，说了更伤心。历史无情地粉碎过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梦想。鲁迅想过：“要是我学会了医学，那该多好啊！平时医治我父亲那样的被耽误的病人，打仗时便去当军医。”冰心想过：“要是天下的母亲和母亲都是朋友，儿子和儿子也都是朋友，那该多好啊，那就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是蓝天明月大海。”我们50年代想过：“全国都建立了人民公社，那该多好啊，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60年代想过：“要是大家都没有私心，那该多好啊，对，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80年代想过：“要是中国成为美国，那该多好啊，对，要民主，要自由，时间就是袁大头……”这些梦想逐次在现实的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鲁迅觉醒得最早，他说出了那些夹杂着无限伤痛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于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那该多好啊”的声音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中国和世界怎样前进，才是“那该多好啊”了。劳动妇女说出她们的心声，动力是“不说白不说”；我们说不出自己的心声，阻力是“说了也白说”。
至于我个人，对过去的事情，一般不会说“假如李自成不动吴三桂的陈圆圆，那该多好啊”，“假如中国从1949年就改革开放，那该多好啊”，“假如我大学毕业不读研究生，直接分配到国务院工作，现在肯定是一方诸侯，那该多好啊”这些马后炮式的话。我认为既已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们可能不具有利益的合理性、效率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情感的合理性，但是一定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埋怨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无能。而未来，虽然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努力有关的，但“未来”却又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风流艳妇，她动不动就对我们始乱终弃。这使我们不得不接受鲁迅的“绝望哲学”，即对一切都不抱幻想，斩断过去和未来的两重诱惑，只紧紧握住现实的缰绳，或者说只肩住现实的闸门。这样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毫无实用价值的、与现实努不努力无关的趣味性希冀了。比如：“要是死后发现这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要是死时她来看看我，当场哭死在我面前，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会降龙十八掌外加六脉神剑和北溟神功，那该多好啊”。人再有修养，这些小梦幻总还是要有吧。即使冷如鲁迅，倘连这些也没有，恐怕是做不到“绝望中抗战”的。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但不说给别人，而且自己也并不执着，不过是想着玩玩而已。这样的“修养”是值得欣慰还是悲哀呢？
所以看着那些坦然抒发自己梦想的学生，我很羡慕她们的率真。哪怕她们造的是“要是我的脚再白一点，那该多好啊”，“要是能吃孔老师做的中国菜，那该多好啊”，“要是去美国留学和去中国一样便宜，那该多好啊”这类的句子，我都感到她们是可爱的。我想真正应该嘲笑的，是我们自己。所有学生口试完毕，空荡荡的教室里剩下老夫自己时，我不禁也抒发了一句：唉，要是我现在还是学生，那该多好啊。
落花岩
读韩国观光公社编印的《韩国旅游指南》，介绍到百济古都扶余的扶苏山时，有这样一段话：“沿着悬崖顶端到白马江湖畔的下坡路缓缓而行，途中经过一座百花亭，据说曾有三千名百济宫女因遭唐罗联军追赶而走投无路，遂投江于此。当时宫女们投江的身影，有如杜鹃花凋谢零落，故称此处为落花岩。”旅游指南一类的书籍，大多语言无味，病句连篇，充斥着吹牛、乡愿和误导。而这几句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者说，令我肃然起敬。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扶余一带观光，因为从整个韩国来看，那里并不太重要。扶余这座当了120多年首都的城市，如今只有10万人，高速公路和铁路，都不通那里，恐怕比起同名的中国吉林省扶余市来，要寂静多了。
然而有一天读韩国古文，却又遇到了这个落花岩。高丽王朝末期有位学者叫李谷，在元朝中过进士，回高丽后当了官，他有一篇《舟行记》，写与朋友到扶余一带游玩，文中云：“……明日至扶余城落花岩下。昔唐遣苏将军伐前百济，扶余实其故都也。时被围甚急，君臣弃宫娥而走，义不污于兵群，至此岩，堕水而死，故以名之。……”
韩国古代曾有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鼎立时期，其中百济和高句丽虽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与当时的倭国颇有些暧昧关系。而新罗旗帜鲜明地引进唐朝文化制度、排斥倭奴。因此唐朝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新罗。在新罗遭受高句丽入侵时，新罗请求唐朝出动王师。于是唐罗联军（韩国人一定要叫罗唐联军）并肩作战，先后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并且唐军在白江一战，重创了火器猛烈的倭军。这是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以唐军完胜、把倭军赶出韩半岛而告结束。因此后来的高丽、朝鲜和今日的韩国，都以新罗文化为正统。韩国的乡校里供奉的圣贤牌位，高丽之前只有新罗二贤而无高句丽和百济的份。可是李谷的这段文字，却明显对百济宫娥寄以同情和称赞。一句“弃宫娥而走”，显示出对百济君臣的微词。而一句“义不污于兵群”，则充分把这群宫娥之死提高到“义”的大节上。这样的立场无疑是公允的。而旅游指南中那句“有如杜鹃花凋谢零落”的比喻，更表现出宫女们投江而死的那种凄丽的美。
我对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均无偏爱，只是想起那三千宫女，不禁凝然。她们为什么而死？是为君王？是为社稷？是为种族？——三国本为同一个民族——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她们若不死，则有可能“污于兵群”。于是她们只有死。我想起我的故乡东北，也有一个女人投江的史实，那就是气壮山河的“八女投江”。东北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其中有两名是朝鲜族，与蜂拥而上的日本侵略军顽强战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纵身跃入急流。她们的死，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更因为她们是中国的战士。她们是与“狼牙山五壮士”齐名的不屈的勇士。
于是我想，那三千名百济宫娥的死，恐怕也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吧。虽然她们不是战士，但是不愿意向敌人屈服，这是每个人应该具有的一种普遍的人性吧。然而不公平的是，她们毕竟是女人，这使得赞颂她们的人，也不自觉地要从女性的角度落笔。或许，这就是女人的悲剧吧。三千个女子，连一个姓名也没留下，连为什么死也没有留下。历史上，这样死去的女子又何止三千？又何止韩国？进而言之，又何止女人？人生天地间，一生一死，竟是这般的不易琢磨。
又一个韩国的秋天来了，高高低低的岩石上，飘满了落花。
喜战李昌镐
早就想写这篇文章，可是一直想不好题目。我不敢说“大战李昌镐”，也不敢说“苦战”，“恶战”，“鏖战”，“死战”，那都未免太恬不知耻。最后我逼问自己：“你小子跟人家李昌镐下了一盘棋，到底是个啥心情嘛？”另一个我回答说：“还有啥？高兴呗！”于是我就满怀喜悦，来回忆那次与李昌镐的“喜战”。韩国在我老人家的眼里，值得敬慕的人只有三位。第一个是在我的家乡哈尔滨奋勇击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留下“祖国安危，劳心焦思”名言的大韩民族英雄安重根；第二个是为民主自由不屈不挠奋斗数十年、身残志不残的现任总统金大中；第三个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被誉为“少年姜太公”的围棋天才李昌镐。我到韩国后，在纪念馆里拜谒了安重根，在一家小饭馆抚摸了金大中当年闹革命时写的条幅，只是无缘与李昌镐有点瓜葛，不免兀自郁闷。不料苍天有眼，见我每日左手执黑、右手捉白地自己对弈，仿佛《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练习那“左右互搏”的神功一般，渐生恻隐，于是乃降下一段因缘。那日梨花女子大学校庆，校园里一万多个花姑娘打扮得莺莺燕燕，作张作致。老夫我被众女弟子勒令停课，强迫玩耍，十分孤苦无聊。下午正欲打道回府，突然脚下踩到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个围棋中的“双飞燕”定式，一大片韩国字我都认不得，却偏偏拼出了“李昌镐”三个字，遂拦截一名学生进行究问。这才惊悉为给这所公主大学做寿，韩国棋院九大年轻高手特来现眼——现场表演。我听后二话没说，直奔沙场。只见半山坡一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