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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踏上了那条线。站在八角亭上望去，韩国士兵摆开非常“威武”的雄姿：头戴钢盔，眼配墨镜，双脚呈“大”字撑开站立，双拳紧握斜伸在身体两侧，整个人好像一个世界的“界”字。不知是谁设计的这个姿势，的确很好看，可以作为“耀武扬威”这个成语的活注解。我和别人一样，也与这些士兵合了影，但总觉得这里面表演和夸张的成分多了些。因此我便觉得这些士兵颇有几分亲切，好像是我的学生或兄弟。我很想跟他们开一点玩笑，但又怕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我知道，他们那样一动不动地“种”在那里，恐怕比中国天安门的国旗班卫士还要辛苦。
抬头看看对面，北边只有一座灰色的平顶楼，门前高高的台阶上背手站着一名头戴大沿下十五年帽的军人。那军人气度从容，不怒自威，浑身无一处紧张，但也无一处松懈，用一句武侠小说里的话，叫做“渊停岳峙”。他就一个人，俯瞰着这边所有的人，他的背后，是起伏的山野和辽远的蓝天。
看过了遣返战俘的“不归桥”和朝鲜高达160米的世界最大的国旗，我们上车返回。在参观纪念册上，我题写道：“人类的伤痕”。我经常感到，不论南边和北边，都有一种“不平之气”。此刻，我多少能够理解这种“不平之气”了，一个被拦腰斩断的民族，哪里能够“心平气和”呢？
中午的燥热包围上来，忽有一缕凉风拂面而过。我意识到，那是北边吹来的风。空气，是任何边界阻挡不住的，正像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亲人的思念。
（本文曾在中韩两国报刊网站发表，并被英国bbc电台播送，反响甚佳。）
迟到与礼数
朝鲜高宗时代朴在馨纂辑有一部《海东续小学》，里面记载的金鹤峰出使一事，颇有意趣。金鹤峰在宣祖时曾任副提学，一次奉命出使日本。到对马岛时，岛主宴请他却自己迟到，而且“乘轿入门，至阶方下。”金鹤峰大怒曰：“对马岛乃我国藩臣，使臣奉命至，岂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于是罢宴而去。吓得对马岛主杀了轿夫，斩其首来谢罪。从此以后，“倭人敬惮，待之加礼，望见下马。”
此事可以表现出那一特定时期的韩日关系，也可以表现出韩国人脾气之一端。但是，金鹤峰对礼数的要求是建立在“宗藩”的基础之上的，有点“以势求礼”的味道。其实，即便对马岛不是藩臣，即便大家都是平等的甚至反过来宗藩易位，请人赴宴也不该迟到。否则，便不是“知礼”。而只是“识趣”而已。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韩国古代长期蔑视日本，认为他们是不知礼仪的夷狄。《宣祖实录》卷37记载朝鲜国王的话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朝鲜中期的儒学大师李退溪在一篇《乞勿绝倭使疏》中劝告国王不要与日本一般见识，原因是“禽兽之不足与较。”李退溪的态度与金鹤峰是有些不同的。金鹤峰是与之较，示之威，李退溪则主张“以夷狄待夷狄，则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夷狄。”李退溪认为如果与夷狄“辩是非，争曲直”，就好像“督禽兽以行礼乐之事”，除了逼迫禽兽咬人以外没有好的结果。
我在韩国讲学二载，韩国各界朋友请我吃饭无数次，主人迟到之事十有七八。有一次，某上司宴请全体中韩教师，大家枯坐许久，此公方到，既不解释，也不问候，入坐便与韩国人用韩语商谈某事甚久。其他中国教师皆有怒色，我只好大讲笑话，代韩国上司化解危机。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中国人一般认为，韩国菜肴清汤寡水，没啥可吃，赴宴纯粹是给韩国人面子，是为了“尽礼数”。而韩国朋友却往往忽略了此中的善意，不知不觉导致了彼此感情的疏远。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南方某著名大学的教师，甚至宣布拒绝一切韩国人的宴请，大发金鹤峰式的脾气。我因为知道韩国人并无恶意，是疏慢而不是故意侮辱，所以也就习以为常，一般采取迟到15分钟的做法，与主人差不多同时到达，这样就免除了双方的尴尬。由于我有很多这类油滑的窍门，而被一些中韩朋友戏称为韩国通。
礼数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要看你遇见什么人了。遇见金鹤峰，则失礼之人会自取其辱，因小失大。遇见李退溪，则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被看不起。不计较，其实可能是更大的轻蔑。这些道理，耿直的人不一定会想到。因为韩国人脾气火暴，中国人也大多不愿意讲。我把它讲出来，不仅是想提醒同为礼仪之邦的韩国朋友，也更希望中国朋友戒之哉，戒之哉！
（中国现在喜欢迟到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了。）
知识分子的人情债
许多中国学者以为韩国实现了民主化，从此就会一路顺风地奔向光辉灿烂的锦绣未来。这种想法非常类似当年看到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就以为共产主义离我们只有一袋烟的工夫了。实际上韩国民主化以来，韩国的知识分子在欣喜的同时，也饱尝了打掉牙吞落肚的苦辛。从卢泰愚“民主化”政权上台后，众多知识分子一直怀着一种“多数暴政”的恐惧，并保持着对许多不公正现象的沉默。这里面当然包含了他们对长期民主斗争的肯定，包含了对烈士洒下的鲜血的肯定。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要对开创民主化改革新时代的当政者给予最大宽容的气氛，因为他们曾忍受了30年的种种痛苦和压迫。呼唤民主的人对实行民主的人欠下了一笔人情债。
客观地说，面对“民主”、“统一”、“正义”、“改革”等掷地有声的口号，有谁敢说一句“我不赞成”呢？最多不过嘟囔一句“改革是好的，但这种方式是否值得考虑。”即便如此，也难免招来愤怒。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批评了“文官政府”或“民选政府”，就会被当作“守旧反动”的留恋专制的人。
于是，知识分子的空间内只有一种自由主义声音响彻云霄，而另一些人却畏首畏尾、噤若寒蝉，形成了一种新时代的“白色恐怖”。在“反民族、反和解、反改革、反统一”的达摩克利司宝剑之下，人们对“现政权式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粗暴的大众主义只好唯唯诺诺。打破专制时代的万马齐喑局面，无疑是令人拍手称快的，但是，对于神圣的自由来说，任何形式的“一刀切”都是同样危险的。真正的自由，当然应该包括对自由本身的质疑。
可喜的是，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官政府”和“民选政府”的太多失败和失职自我打碎了“正义垄断”的神话。那些谨小慎微的“另有想法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抛弃缩手缩脚的理由了。一些报刊呼吁，该是这类知识分子大声疾呼，拿出新方案的时候了。
知识分子对民主化政权似乎欠着一笔巨大的人情债，但是现在他们觉得这笔债也该还够了。“民主化政权”及其附属机构是如何经营国家的，人们看够了也体验够了。而且，现在知识分子正感受着那种“民主化专制”的滋味。因此有人说，现在该是韩国知识分子全面着手准备“下一个时代”的时刻，也是让韩国再次获得新生的时刻。
在这种对呐喊的期待中，部分知识分子为了挑起“未来＠韩国”的旗帜发出了崭新的呼声。这对饱经忧患的韩民族来说，是极为可贵的一件喜事。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打破长久的沉默，宣告不再惧怕任何“以大众的名义”的非难与恐吓之举。对于一个驻扎着数万美军的国家来说，敢于怀疑“民主”，这是需要一点超人的勇气的。
韩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当务之急是摆脱极端主义思维模式，摆脱专制与民主非此即彼的翻锅烙饼争吵，努力去开拓一种健康务实的“中道”。这“中道”既不是各种意见的算术平均值，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臆测。这应该是多数公民予以首肯或可以接受的带有指导性的共识，是老子所云的“和而不同”的光谱。站在这一高度，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抛弃褪色的已经被金融寡头们大面积污染的理念，勇敢地向包裹在“民主”大旗下的丑恶挑战。
（此文不敢说是给韩国知识分子指路，只能说是给自己提醒。）
在韩国看奥运
正如下棋打牌都能流露人的真实性情，一切体育竞赛也都是观察人性的好机会。像奥运会这样的全球大游戏，如果只去看看谁家跑得快，哪国金牌多，未免可惜，仿佛吃饺子时只顾了计数却忘了品味儿，这也是各国体育报道常见的毛病。新千年的首届奥运会，我是在汉城看的。我和十二亿中国俗人一样，每天牵挂着自家的金牌数。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又一次集中体会了韩国的国民性。
首先说电视里的韩国运动员，有两大特点，一是牛，二是哭。这个牛，从入场式就可看出来，器宇轩昂，示人以强。比赛时，脸一律绷着，看对手如老虎看小羊。如果赢了，一定要手舞他们的太极旗疯狂奔跑，让全世界都知道“俺是韩国人，俺们韩国人赢了！”战胜对手时，满面轻蔑的表情，虽然按照礼貌跟对方握手，但眼睛却看着别处，仿佛公主赏给乞丐零钱。我在他们的脸上似乎读出了许多成语：睥睨群雄、不可一世、眼空四海、气冲斗牛……总之一个字：牛！只有那位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