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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辩，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都是远离祖国，又大多不会韩语，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我就说，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发达，文化没有中国深厚，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一点不但你们“帝国主义”要学习，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要学习。
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好不容易河山光复，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盼望民主，盼望统一，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结束了军事独裁，迈进了民主时代。我在光州的“5。18″墓地，望着那层层的墓碑说：“韩国青年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更为可贵的是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在韩国的学术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他们开始清算革命，咒骂革命。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
谈到革命精神，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韩国的大学生。我的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各种催泪弹的味道，而我这个自诩“老革命”的家伙竟然如听天书。韩国的大学生，真可以说是“不平则鸣”。他们的反抗，经验丰富，组织严密，既有爆发力，又有持久性。今年因为学费问题，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学潮。大学生们占领办公重地，搭起帐篷连营，游行示威，演讲串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延世大学已经率先获得了胜利。我到延世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庆演出，那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彩排。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上，几万男女青年群情激奋，随着台上的指挥齐声呐喊，载歌载舞，每个人都把自己投入那个巨大的集体之中。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那不是几万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呼啸。中国有一首歌中唱道：“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我们太注意自己了。为了自己极其卑微的生存，我们放弃了太多的真理。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过于激情容易导致极左的话，那么在这个“改良”年代，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自由民主也好，经济发达也好，都是不可能顺利到来的。光州的朝鲜大学的教授们，赶走了控制学校的财团，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几十年来互不服气，每年都要举办两校大竞赛，使得彼此的革命“段位”节节攀升。连我所在的梨花女子大学这所被延世大学讽刺为“女子化妆学院”的专出贵夫人的学校，也终日“群雌粥粥”，她们的学生领袖把头发剃得几乎成了秃瓢，颇有刘和珍杨德群君当年之气概。这些具体的学潮当然有韩国自身的背景，不一定需要胡乱地“东施效颦”。但是这种革命的精神却是茫茫21世纪的指路明灯。在大部分韩国人还盲目崇拜美国的同时，韩国的清醒的知识分子不断揭露美国对韩国平民的杀戮，对韩国资源的掠夺，对韩国政治的控制和对南北统一大业的掣肘与破坏。韩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对穷凶极恶的美国和心怀叵测的日本都是一柄闪光的利剑，对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必会产生积极的推动。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种革命精神，理当成为亚洲人民的共同财富。
（此文发表后，韩国右派很不满意，左派则略有惭愧。）
真龙藏不住
浪迹江湖的我，今年被北京的风沙吹到了汉城。心想这也好，就算是被迫隐居，“勉从虎穴暂栖身”吧。——中国敬龙，韩国尚虎，可谓是一对“龙虎邻居”。寂寞无聊之际，忽有三韩侠士崔容晚、李政勋二君邀我同看李安的新作《卧虎藏龙》。此片在中国大陆尚未公映，故而洒家咧嘴一笑说：“吾乃中国观看此片之第一人也！”
《卧虎藏龙》本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先生的力作。王度庐的代表作“鹤铁”系列共有5部：《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5部作品既连贯又独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以神奇的武功和紧张的打斗取胜，而是通过武侠人物的爱情悲剧来透视人生，追问命运。王度庐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被公认为创造了“悲剧侠情”模式，对后来的梁羽生、金庸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然而越是优秀的小说就越怕被搬上银幕。尤其是武侠小说，被香港的低能导演和弱智影星们摧残得面目全非。金庸先生毫不客气地说过，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港台影视界拍成的的片子后，“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挨打”。这里的原因就是，那些武侠影视抽空了武侠文化应有的人文精神，只剩下满足自己病态心理的血腥打斗和企图忘记自己奴隶身份的港台式的肉麻搞笑。这样的作品被批判、被蔑视、被遗忘，都是理所当然的。
相比之下，这部李安的《卧虎藏龙》，可以说是武侠电影史上的一次突破。影片抓住了“命运”的问题，抓住了“人应该怎样活”的问题。李慕白和俞秀莲终生相恋，但却不把他们的爱情变成现实。李慕白说：“越是握紧拳头，手心就越是什么都没有；松开手，你才觉得拥有一切。”李慕白用生命教会了玉娇龙这个道理。玉娇龙和她的情人罗小虎也没有“终成眷属”，他们继续浪迹在无边的江湖上去寻找他们的梦。
抓住了这个“题眼”，别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整个影片笼罩在抒情的基调里，笼罩在淡淡的银色的悲凉里。武打设计既具有惊心动魄的现场效果，又具有如梦如歌的优美意境。演员的表演内在、含蓄。周润发第一次学会了以“不表演”来表演，体现出一种真正男人的魅力。章子怡则把玉娇龙的娇凶结合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那些搞笑的地方也符合故事自身的发展逻辑，没有节外生枝和鼻孔里插大葱的毛病。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打斗”为中心，决定了《卧虎藏龙》必定要在武侠电影史上大书一笔。
知道王度庐的人很少，但我早就确信他的名字必有大放光彩的一天。李安，周润发，章子怡，还有作曲的谭盾，演奏大提琴的马友友，他们都像影片中的英雄一样，是藏不住的真龙。是啊，这个世界，往哪儿藏啊！
（当时就跟韩国朋友和学生说，此片八成要获奥斯卡奖。果然言中后，学生皆以为奇，并有学生从网上翻译了此文，遂作为范文讲了一课。）
特立独行的葵花
韩国古代文人曹伟写有一篇《葵亭记》，写他谪居时比较穷困，在几丈大的园中盖了一座小亭，园中别无他物，“只有葵数十根，翠茎嫩叶，动摇熏风而已，因名之曰葵亭。”有客问他为何不取松梅菊兰之类有德操寓意的美名，而偏以葵这种“软脆之物”命名。曹伟首先说正因为葵不为人所重，所以才适合于自己的处境，“以弃人而配贱物也”。然后他又说葵虽弃物，但有二德。一是“葵能向日随阳而倾，谓之忠可也。”二是“葵能卫足，谓之智可也。”而这忠与智，正是“人臣之节”也。